汉唐时期，国都长安是我国对外进行政治、经济、文明沟通的首要窗口，一起也是国内各地区、各民族经济与文明沟通的中心，西域的波斯、印度等五十余国，东边的朝鲜、日本，南边的越南、柬埔寨、缅甸、斯里兰卡等，都先后通过使者、商人或宗教人士来往长安，与汉唐王朝建立起官方或民间的联络，形成了多条会聚长安的“丝绸之路”。

  置身丝路东端的长安，以广博的胸襟面临世界，对来自西域的文明兼收并蓄，良马的引入增强了王朝的兵力，香料、蔬菜、果木、食物的引入丰厚了长安人的餐桌，音乐、歌舞、杂技、服装及修建的引入改变了这儿的风气，珍禽异兽、殊方异物的引入开阔了王公贵族们的视界，释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的到来对民间传统文明产生了极为深入的影响。与此一起，汉地的丝绸等丰厚物资和冶铁等先进的技能也经长安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方。对异域文明的广泛吸收，极大地滋养了传统的汉文明，长安城也因此焕宣布五颜六色的魅力，变成全球东方经济最昌盛、文明最先进的世界大都市。新罗、日本不断派出留学生、留学僧来到这儿，学习唐朝的典章礼法、先进科技、文学艺术和汉化了的释教，促进了本国社会的前进。南亚诸国也常有商人、和尚来到长安，进行交易或文明沟通活动。

  自汉武帝派张骞凿空西域后，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在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将黄河文明、恒河文明、两河文明、希腊文明等许多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起源地串联在一起，被喻为世界历史文明打开的主轴。长安至敦煌间修有驿道，汉代50-75里设驿站(汉1里=415.8米)，唐代30里设驿站(唐1里=454.2米)。沿线设长城、烽燧、关口、驿置、城堡等，构成军事设施，保证着路途的疏通。很多的我国优质物资(丝绸、漆器、铁器、釉陶、麻织品、桃、铜、红铅、樟脑等)和科技(穿井开渠技能、汉镜外表的锡汞齐处理工艺、蚕桑饲养与缫丝工艺等)由长安输往西域；一起，很多西域的生活用品、动物、良马、食料、香料、药材、奇物、乐器、宗教、服饰、饮食、起居用具传入长安后又广布华夏。

  汉唐时期，国都长安经路上驿道在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联接，与悠远的南海、南亚、西亚等国家和民族有了多种形式的往来。汉灭南越今后即修建了从长安到广州的驿道，从长安东出，经管城(今郑州)南下，经豫章郡(今江西南昌)至曲江(今广东韶关)抵达南海郡(今广东广州)。西汉中期，又注册了由长安经成都至南海郡的通道——牂牁道。通过这两条驿道，西汉王朝曾多次派译使出使南海诸国，南海诸国也频频派使者来到长安朝贡汉王朝，两地间的商贸沟通也较为亲近。隋唐时期长安至广州接海上丝路的驿道，先由长安向东南沿武关道行至荆州江陵，南行为岳州至衡州(湖南衡阳)，再分为东西两路：东路由衡州东南行，经郴州、韶州(今广东韶关)或连州、清远(今广东清远)至广州；西路由衡阳西南行，经永州富州(今广西昭平)、梧州、封州(今广东封开)、端州(今广东肇庆)至广州。唐中叶今后，特别是张九龄于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注册大庾岭路今后，通往广州又有了一条新的道路，由长安东南行至江州南行，经洪州、丰城、新淦、吉州(今江西吉安)、虔州(今江西赣州)，过大庾岭，至韶关，抵达广州。

  草原丝绸之路是汉唐时期一条重要的交易通道，尤其是十六国北朝战乱时期和唐朝吐蕃占据河西时期，许多西域商人绕道草原丝绸之路，经回鹘道(阿尔泰山—回鹘牙帐—长安)、居延道(伊州伊吾—居延海—榆林—长安)或灵州道(伊州伊吾—怀运—灵州回乐—长安)来到长安，保持了长安与西域的交易。

  学界将起自长安，途经甘肃、青海，至西藏(逻些)的唐蕃古道称作西南丝绸之路。唐朝时是从长安去往青海、西藏、尼泊尔、天竺等国的重要通道。

  据《全唐书》记载，仅唐太宗贞观元年之后的两百余年间，藏汉民族沿着唐蕃古道亲近往来，唐蕃青鸟使彼此来往就多达142次。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和642年、648年、658年唐朝青鸟使王玄策三次出使中天竺、710年金城公主入藏均经此道。这是一条驰驿奔昭、和亲纳贡、交易沟通的官驿达道，也是一条承载汉藏交好、中印沟通及科技和宗教传达的文明走廊。

  从隋唐长安传到新罗、日本的文明中，释教、音乐、舞蹈的内容和形式及绘画、雕塑、锻工、玉工等技艺，其中心或部分元素源自西域，因此从长安到新罗、日本的线路可视为丝绸之路的陆、海支线批使团来到长安，学习先进的中华文明。随遣唐使团而来的留学生被朝廷安排在长安国子监学习，学子们将唐朝的典章律令带回日本，推动了日本社会制度的改造。“大宝法则”即以唐朝律令为标准拟定的。唐文明艺术也被效法，历法、季节、修史、汉传释教、诗篇、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甚至连风俗也尽量效法，通过消化改造，融为日本民族文明。留唐僧还借用汉字偏旁或草体创造出日本的化名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