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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冷战后中国提出的首个全球倡议，具有经济与外交的双重意义。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矛盾观、五种思维和文献计量及专利分析方法，阐述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背景和意义，并对推进海上丝绸之路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从民族海洋意识淡薄、新时代面临新任务新要求、海洋科技影响力不强及对沿线国家研究不足等方面做缘由分析，尝试从海洋强国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布局等维度提出主要应对对策。

  500多年前开启的大航海时代，推动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自此，海洋在全球性大国竞争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历史和现实都昭示着：“海兴则国强民富，海衰则国弱民穷”。海洋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竞争中的战略地位明显上升。“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一带一路”合作平台的“一路”，从海上联通欧亚非及大洋洲三个大陆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形成一个海上、陆地的闭环。

  “一带一路”的推进过程是世界文化和发展理念的大融合过程，同时也是新体系和新秩序建立的过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具有经济与外交的双重意义，而且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一场海洋外交，其中海洋领域的交流合作尤为重要。

  经过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也确实出现了地区差距等问题，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能够使新疆、内蒙、青海、甘肃，甚至四川、重庆等地区，实现对外开放，从过去比较封闭的地区，成为一个中国对外开放新的前沿。通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使云南、广西、福建等地区，能够真正成为新的开放前沿，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2013年10月习访问东盟时提出的战略构想。海上丝绸之路自秦汉时期开通以来，一直是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而东南亚地区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和组成部分。中国着眼于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十周年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为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

  2017年7月3日，国家主席习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要开展北极航道合作，共同打造“冰上丝绸之路”。冰上丝绸之路是指穿越北极圈，连接北美、东亚和西欧三大经济中心的海运航道。该航道，西起西北欧北部海域，东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途经巴伦支海、喀拉海、拉普捷夫海、新西伯利亚海，和白令海峡，是连接东北亚与西欧最短的海上航线。

  这一构想已经引起国内和相关国家、地区乃至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共鸣。“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在世界格局发生复杂变化的当前，主动创造合作、和平、和谐的对外合作环境的有力手段，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机遇和外部环境。

  海洋是各国经贸文化交流的天然纽带，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全球政治、贸易格局一直在变化形势下，中国连接世界的新型贸易之路，其核心价值是通道价值和战略安全。尤其在中国变成全球上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合纵连横的背景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拓展无疑将大大增强中国的战略安全。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对新形势下世界和地区发展的重要战略思考，成为“中国梦”战略的合理延伸，再次体现了中国新一届政府对外政策中“改革开放、合作共赢”理念，更多强调在倡议实施和发展中惠及周边国家。

  2017年11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东亚之行，宣示“印太战略”成为美国新政府的亚太战略。美国实行“印太战略”的目标，即在印度洋-太平洋区域，采取包括政治（民主价值观）、外交（拉帮结派）、军事（军演、军售等）等综合手段，遏制中国的崛起，削弱中国影响力，以维持、确保和巩固美国的霸主地位。

  在“印太战略”的美、日、印、澳核心四国中，美国是“盟主”，日、澳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被称作“北锚”和“南锚”，而印度则是美、日正大力拉拢的对象。这一战略切合了一些区域国家对中国发展的焦虑和不适，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反应。

  “21世纪海洋丝绸之路”主要沿线国家包括：缅甸、斯里兰卡、肯尼亚、孟加拉、巴基斯坦、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通过2010-2017年上述国家的涉海论文的比较发现，5个国家与美国、4个国家与日本、1个国家与我国、1个国家与英国合作较多。

  （1）与美国海洋合作较多的国家。与美国海洋合作较多的国家有斯里兰卡、肯尼亚、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5国。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我国与新西兰的海洋合作没有进入前10强，与新加坡的海洋合作排第二，印度与斯里兰卡和新加坡的合作进入前10强（表2）。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有利于推动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是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步骤。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会逐渐显现，更会出现意料之外的阻力。《矛盾论》和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因此我们遇到的问题是正常的，解决的办法就坚定立场顺势而为。目前在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在地理上，中国陆海兼备，背陆面海。但在历史上，农耕文明在中国长期占据主导，民族海洋意识淡薄，“重陆轻海”思想顽固。新中国成立后，始终致力于提高在海洋问题上的话语权，摆脱被动应付、消极防御的状态。

  自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定我们国家社会主要矛盾为“人民日渐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以来，经过40年的发展，国内和国际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的挑战和矛盾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2017年6月2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原国家海洋局联合发布《“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尽管我国主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围绕构建包容、共赢、和平、创新、可持续发展的蓝色伙伴关系这个愿景，以发展蓝色经济为主线，共同建设中国—印度洋—非洲—地中海、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以及中国—北冰洋—欧洲等三大蓝色经济通道，全方位推动与沿线国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携手共走绿色发展之路、共创依海繁荣之路、共筑安全保障之路、共建智慧创新之路、共谋合作治理之路，实现人海和谐，一起发展。”，但部分沿线国家和域外国家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影响到本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战略和利益。

  通过对“21世纪海洋丝绸之路”主要沿线国家的合作国家的比较结果能看出，11个国家中只有1个国家与我国的海洋合作最多，而其余10国家主要与美国、日本、英国合作最多。就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探索。

  （1）我国海洋科技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全球海洋科技创新指数报告（2017）》显示，2017年全球海洋科技创新指数前10个国家分别是美国、德国、日本、法国、挪威、中国、韩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2017年中国海洋科技创新指数达到67.3，由2016年排名第10位上升至第6位。中国在创新投入上仍受制于人口基数较大。

  （2）我国主要海洋科研机构科研影响力不强。国际海洋合作主要通过涉海海洋研究机构和高校进行，而我国较强的涉海研究机构和高校的海洋研究影响力与欧美国家相比，还有不少差距（表5）。

  虽然我国在全球范围内专利数超过了一半，是韩国4-5倍，在海洋高技术领域，中国申请人主体为高校、科研院所，而韩国申请主体为企业，我国海洋专利的实用性有待提高。中国申请人主体为高校和科研院所，这也是中国专利不受市场规律影响、市场布局弱、专利年龄低的主要原因（表6）。

  （4）我国对对沿线国家海洋需求研究不足。通过对“海上丝绸之路”文献的计量分析来看，从2012年-2017共检索到的期刊论文共9447篇，从关键词的学科分布来看，属于“海洋学”范畴的论文6年间只有194篇，而且主要研究领域为海洋文化与海洋经济，真正涉及海洋基础学科的论文非常有限（图2）。

  2015年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献最多（8393篇），2016年和2017年相对持平。2013年-2015年报刊文献一直保持着绝对的多数，而2016年和2017年报纸文献与期刊论文篇数相差不大。期刊论文数量目前保持在2300-2500篇（图3）。

  从期刊论文关键词共现图可以发现，“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与“一带一路”和“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研究海域来看，对南海的研究最多，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尤其受到我国专家关注。

  尽管近几年每年发表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相关的论文有2000余篇，但具有创新性的论文较少。

  在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进过程中，我国在海洋领域可以采取以下几项主要对策。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冷战后中国提出的首个全球倡议，与我国周边外交理念一脉相承，也是中国周边外交更为具体化的一种体现，是构建和平稳定周边环境的战略举措，可以使中国在维护南海主权方面选择余地更大（图4）。

  坚持“以海兴国”的民族史观，使中国崛起于 21 世纪的海洋，是事关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繁荣与进步、强盛与衰弱的重大战略问题。从海洋强国的内涵研究结果能够准确的看出，海洋强国中的外在表现是国防和外交，海洋装备、海洋科技、海洋经济、海洋资源是支柱，和海洋战略、海洋教育、海洋文化（意识）是根本。

  结合我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制定和实施系统的、全面的海洋发展战，提高海洋教育质量、海洋文化（意识）素质，全面提升海洋装备技术、海洋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海洋经济质量、海洋资源利用水平，我国才能在处理南海问题等维护我国合法权益时，与周边国家或域外海洋强国交涉中具有话语权，增强我国国防能力，捍卫我国核心利益。

  科技强国和海洋强国的建设都离不开对核心技术的研发。目前世界上普遍认为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挪威等国家属于海洋强国，我国与上述国家在海洋科技领域存在着较大差距。通过以问题意识和需求为导向，就加大对海洋科技的投入，研发核心技术，攻关关键技术难关，提高海洋科学技术创新力，拓展同沿线国家的海洋合作领域和提高合作质量。

  目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次要问题，主要矛盾是：美国是世界霸主，不希望有中国主导的这一进程。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四国正酝酿“印太战略”是围堵和抗衡中国影响力的“一带一路”替代方案；次要矛盾是：印度、俄罗斯等“一带一路”沿线大国及东盟、南亚、西亚、非洲等沿线小国，都希望能够通过实现亚欧经济大整合，发展自己国家经济和国家影响力。

  “一带一路”不像国际上有些人所称是中国的一个阴谋，它既不是二战之后的马歇尔计划，也不是什么中国的图谋。只要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利益交织盘根错节的现实不变，各方力量优胜劣汰、此消彼长的博弈规律不变，无论中美、中日，抑或中印、中澳，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的基本法则就不会改变。因此，在任何一对双边关系中，拓展共同利益和寻隙觅仇，孰优孰劣高下立判。

  我国可以在不损害我国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利用四国利益的差异，通过经济及外交手段改善与美、日、印、澳四国关系，“破”四国同盟关系的形成，取得美国等国无法实施“印太战略”的效果，最终达到上述四国无法围堵和抗衡中国影响力的目的。

  “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的策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在创新国际合作机制和模式上，“一带一路”是一大亮点。“一带一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在理念上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全相符。“一带一路”是依据相关国家的需要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聚焦构建互利合作网络和多元合作平台，完全是一种新型国际合作模式。

  我国海洋丝绸之路沿线主要沿线国家包括：缅甸、斯里兰卡、肯尼亚、孟加拉、巴基斯坦、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我国与上述各个国家从历史、战略、经济、资源、科技、人文维度上有不一样的联系。

  根据上述各国的具体国情，坚持历史、战略、辩证、创新、底线等五种思维，科学、客观地制定和实施我国与上述国家的合作方案，充分的利用目前的海洋科学技术合作机制，加强和拓展支点国家的合作及交流（图5）。

  自2010年，以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等为主的我国海洋研究机构已与缅甸、斯里兰卡、肯尼亚、孟加拉、巴基斯坦、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沿线国家成立合作研究中心、联合试验室及签署合作协议，并实施相关联合海洋调查和海洋科学技术合作（表7）。

  发挥《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中国-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组织（PEMSEA）、气候和海洋变率、变化及可预测性国际项目（CLAVAR）、海洋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相关国家加强沟通，让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目前人类主要面临十大全球环境问题：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的耗损与破坏、酸雨蔓延、生物多样性减少、森林锐减、土地荒漠化、大气污染、水污染、海洋污染和危险性废物越境转移，在海洋领域能够最终靠以下几个方面造福沿线）推进以海洋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聚焦人类共同面临的世界性问题，在海洋安全、海洋资源、海洋健康加大开放合作，攻克人类共同面临的关键共性技术。

  （2）为沿线国家提供海洋灾害和海洋预报服务。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南中国海区域海啸预警中心为文莱、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国提供全天候的地震海啸监测预警服务经验，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提供海洋灾害和海洋预报服务，让沿线世纪海洋丝绸之路”合作平台的红利和实惠，减少海洋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威胁和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