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1981年，英国北约克郡人，中世纪英语文学博士（英国阿伯瑞斯特大学），从2008年起在西北大学任英美文学专家，现为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英美文学、英汉（汉英）翻译理论与实践方向硕士生导师。与人合译的英文作品有贾平凹的《废都》《土门》、杨争光作品选《老旦是一棵树》、《陕西地方文化英语读本》、红柯作品集《狼嗥》、吴克敬作品集《血太阳》、陈彦长篇小说《装台》；叶广芩作品集《山地故事》《太阳宫》，贾平凹散文选《荒野地》、杨争光诗选《屋檐水》（汉英），张岂之《中国历史背景和文化导读》等。2018年被我国授予“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影响力的四十位外国专家”，2019年被授予“西安荣誉市民”称号。
罗宾博士自2008年以来，始终致力于陕西文学作品的翻译及其海外出版工作。作为一个把西安当作第二故乡的人，罗宾博士在工作之余走访陕西的名胜古迹、名人故居、村镇街巷，亲身体验陕西各地的民俗文化、风土人情，先后写就并出版了英文专著《最美丽的谎言家》（2012年）、《探究中国》（2017年）、《罗宾博士看陕西》（2017年）。
文化艺术报：今年是您来西安工作、生活的第15个年头了吧。这15年，您自己发生了哪些变化?
罗宾：各位明白，二十多岁与年过不惑有很大的区别。这期间人收获很大，因为人不仅在渐渐成熟，同时也会逐步地了解一个地方和一种文化。15年前，我住在碑林区，生活的节奏很紧，每天要来回跑。在新冠疫情开始的几个月前，我搬到了长安区，这里虽然有时让人觉得有点远离城市，但却更安静，让我觉得有点像以前是生活在乡下，后来搬到了城里，接着又回到了乡下（可以说是几乎回到了乡下）。我认为在城里呆些年头后再安居下来有好处，这座城市的面貌变化很大。我刚来时虽然已经很发达，有很多高楼大厦，但现在是新一带的大楼在崛起，楼层慢慢的升高，密度慢慢的变大。比如，我在《罗宾博士看陕西》一书的开篇中描述过10到15年前的边家村周围，现在依据这个描述已经非常困难认出那个地方了。
但最近，我喜欢在周日的下午到环城公园的一个茶馆去看书。那里可以直接看到护城河，水面上的鸭子就在你的眼皮下。这样的公共空间已变得更干净、更整洁，并被维护得很好。我觉得这更接近了唐代长安曾有过的那种静逸，让人感到仿佛是揭掉了地上一层讨厌的混凝土，露出了下面更古典的玩意。
文化艺术报：在西安的15年，您和胡宗锋教授团队翻译了200多万字的陕西作家作品，用翻译汇聚起语言的力量，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推进陕西故事走向海外。这些陕西作家作品和陕西故事，外国读者会读吗?
罗宾：当然，这个我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但有些事情可以显示出我们翻译的作品在国外有读者，也许还受青睐。英国以前最大的布莱克威尔书店就有我们翻译的作品（布莱克威尔Blackwells，也被译为黑泉书店，有很多称号，百年老书店、世界最大学术书店、牛津最大书店等等——译者注）。去年春节，在其牛津大学书店的“文学翻译作品”专柜上，我就看到了我们在英国“峡谷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所有“陕西故事”系列作品。去年8月在爱丁堡，在踏上回家的火车前，我在火车站的书店溜达，那是颇具爱丁堡特色的一个地方，有艺术品位，物价高。让人惊讶的是，那里的书架上除了王小波的一本新版短篇小说集外，来自中国的翻译作品就只有我们翻译的贾平凹的《土门》。
陕西作家的作品在英国出版后，BBC通过我联系原作者进行专访。我妈妈现在简直已经成叶广芩的粉丝了。叶老师的作品关注生态和环保，比如《老虎大福》，还有关于大熊猫的故事。她现在在英国也有很多粉丝。
文化艺术报：翻译了这么多的陕西作家作品，在您看来，陕西作家和您熟悉的西方作家，有哪些优势哪些缺憾?
罗宾：就陕西文化和文学而言，在英语国家和我所旅居的陕西之间的确是有一道巨大的知识缺口。眼下，有关“软实力”在中国崛起并屹立在世界的意义谈论很多，大作也不少。没完没了的论坛和会议都在质疑，为什么中国在文化艺术领域没获得像经济发展上的辉煌成就，其发展形态趋势几乎成了经济领域的一项新兴副业。有很多次，我坐在豪华宾馆的圆桌后面参加论坛，一边喝着有盖子的茶杯里的绿茶，一边接受咨询：为什么陕西文学在国外的读者不多？我提起过小说的篇幅，说西方读者对一本小说的观念可能是中国读者的三分之一，我也提到了文化上的各种差异。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贾平凹的《土门》。但当有近百万外国人签名请愿，呼吁认定玉林狗肉节违法时，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读者对这本小说开篇的强烈反应：人们排队去看警察处死流浪和没有登记的狗。
细想起来，我们不禁感到中国文学（特别是地方色彩的文学）在国外的造势上落后于电影和视觉艺术。即便张艺谋在英国不是家喻户晓，但我的很多同胞都喜欢他的《十面埋伏》，认为其是武打片里的经典。陕西被誉为“中国的文学大省”，但这张名片没有打到国外去。
我们翻译的陕西作家是多样化的。我最大的遗憾就是红柯突然地过早去世，没取得他也许再多活几年就能看到的更大成功。6年前他去世的时候，我刚从英国回到中国，在英国最后敲定了出版其作品集英文版的细节。这一段时间有点诡异。
文化艺术报：陕西作家大多出身农村，他们的作品里面有很多的方言俚语，就是中国读者阅读起来也有困难。在翻译中，您是怎么样处理这些方言俚语的?
罗宾：这个嘛，胡宗锋教授对陕西方言的理解也许胜过其他教授，好玩的是前几天给学生上课时，有人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在我生长的家庭里，家里的老人和亲戚说的是我们当地的方言。我有一个姑父（是我父亲姐姐的丈夫），去世时91岁了。他只会说我们当地的方言，我哥哥和妹妹都无法和他交流，但我可以。现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在英国确实罕见，我格外的注意这一点。在翻译陕西方言时，我更趋向于使用英国北部的地道口语——换句话说，就是使用我更为熟悉的语言。不管怎样，这些表达方式英国另外的地方的人能理解，也能看出是方言，这就起到了我们在翻译中强调方言的作用。
文化艺术报：您和胡宗锋教授的翻译团队将目光紧盯陕西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为何会专注于陕西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要知道，陕西以外，有一定的影响力也有好作品的中国作家也很多，未来会不会将目光放在全国？
罗宾：这要看详细情况，有人一直在推荐我们参加翻译中国另外的地方作家的项目，估计到了一定阶段，我们也许不会拒绝翻译一些着迷（或者有收入）的翻译。但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翻译已经涵盖了陕西地方文学的很多方面。况且，陕西有几位年轻的作家发展势头很好，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要翻译的作品是足够多了。
文化艺术报：2018年，您被评为西北大学副教授，成为西北大学历史上第一位特评为副教授的外国人，也是陕西省首位外籍专家通过高级职称评审。同一年，您入选全国“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专家”。和您一起上榜的，还有美籍华裔数学家陈省身、加拿大籍古典文学家叶嘉莹、美籍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等一共40人。这些荣誉对一个外国专家意味着什么?
罗宾：得到荣誉和知道被认可总是件好事。这会吸引人们对我所从事的工作的关注，也许起到推广作用。这两项荣誉都不是我的有意而为，不过是我事业道路上的某种意外幸福收获而已。
文化艺术报：您和胡宗锋教授的翻译团队，在选择翻译哪个作家的作品时，首先看重的是这个作家的作品，还是他的社会影响力?
罗宾：要是全方位考虑，作品质量最要紧，社会影响力当然次之。我们翻译的作家也许是恰好有这样或那样的官方地位，或者是被提拔到了某个官位，这并不绝对是获得社会影响力的方法，但在现实社会中，社会影响力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也能显示出一个作家作品的质量。
文化艺术报：2015年、2016年，您在《美文》杂志连载长篇散文《罗宾博士看陕西》《探究中国》，后来中译出版社出版了这两本书。写作这两本书，您都做了哪些准备?
罗宾：这两本书集结出版实乃意想不到，在2009—2010年左右，有家出版社发起了一个用英文介绍中国一些城市和地方的活动，我当时有意写一下西安或者陕北。我联系了一下这家出版社，但由于种种原因不太方便。我还构思列出了一些我感兴趣的文章题目。2014年，《美文》的执行主编穆涛先生想邀请一个外国人写篇有关丝绸之路的文章。我写了一篇，反响还不错，于是他约我来年写一个系列性的文章，这就是《探究中国》一书的来源和基础。在这个系列结束后，他约我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写一写陕西。换句话说，《罗宾博士看陕西》开始得早，准备的时间也较长。《探究中国》写的速度较快，成了我尽快完成后面这本书的催化剂。但实际上每月写8000—10000字的压力，让我更加认真地下决心完成后面的这部书。
文化艺术报：您一直关注陕西的民间文化和陕西的当代艺术，写了不少文章。在您看来，陕西的当代艺术大多数表现在哪些方面？
罗宾：提到陕西的艺术，要是有的话，我们能以什么为参数呢？在走进五岳庙和附近街道上的小画廊前，把眼睛闭上一会儿，墙上的展品会让你难以置信地不眨眼。你会看到刘文西的一幅水彩画《藏族少女》，起价是三十多万元。其他的还有他的一幅深蓝羽毛黑斑点的孔雀，以及王西京的几幅唐代侍女图，那些侍女除了发卡、首饰以及四肢着色外全是单色白描。开画廊的人需要这种像“银行”一样的画，纸皱框斜不要紧，口袋里有钱的人迟早会上钩。
在我看来，没有几幅画能超越汉代石雕虎和玄武图的美。我一直热衷于收集这类拓片，甚至是买了几个复制的瓦当，用特制的印泥在家里试着自己拓。有谁能看不出恰如其分的雕琢赋予动物的那种简朴和力量呢？2013年，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唐昌东的仿唐壁画时，让我感动的是唐代的画师寥寥几笔，怎会有这样的效果呢？唐昌东先生终生致力于仿唐壁画，所以才让“粉丝”们有机会不用旅行，或冒着有损原作的危险到实地去欣赏唐代壁画的审美风格。李贞墓室壁画中热闹的鸭子仿佛是在打扰自己的主人，而章怀太子墓室里的“马球图”和“狩猎出行图”同样彰显的是壮观的皇室娱乐。就书法而言，我多么期望自己有五万元闲钱，这样就可以买一幅于右任的真迹，而不是花一百元买一幅复制品挂在我的办公室，当然要是再有柳公权的就更好了。
陕西的艺术在中国无处不在，这一点清清楚楚毋庸置疑。中国人最熟悉的形象就在每个人的衣服口袋里，我说的是第五套人民币和当下人们使用的钞票上刘文西画的头像。刘文西1933年出生于浙江省的嵊州县，在陕西一直待了五十多年。人们也无需进一步寻觅，就能在公众的视野里看到陕西艺术家的其他作品。
文化艺术报：您和胡宗锋教授的翻译团队翻译了大量陕西作家的作品，在您看来，用优秀作品树立陕西文学高度的原则是哪些？
罗宾：首先，要选“有意思”的作品。那些为完成“创作任务”的应付之作，是没有翻译价值的；第二，要选能更真实全面表现中国元素、中国气质的作品。比如叶广芩的《山地故事》，写秦岭，写中国人对环境的保护、对物种的保护。而这些元素，往往是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并不具备的东西。
罗宾：了解不多，我是在“冷战”期间上的学，那时很少有人提起中国，后来提到大多也不是正面的。最奇怪的是，我觉得英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也许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都还没有多大改变，当时我已经计划来中国了。在后来的年月里，对中国及其文化的展现当然是好多了，但那都是在年轻一代那里，不在我这一代人里。
文化艺术报：您是中古文学博士，来中国之前，您都读过哪些中国作家的作品，中国文学在西方有没有市场?
罗宾：不是太多。估计我只是偶尔读过一些非文学的书和一些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中国文学在西方有市场，相比于图书市场的总量不是很大，但互联网、社会化媒体和其他平台的展现在更加多样化。未来会发生怎样的进步和革新，将会是件很有趣的事。
文化艺术报：在中国工作生活了15年，您会说汉语吗？能看懂中国作家的作品吗？
罗宾：也许我的阅读好过我的口语，听力也没有我期望的那么好。我从来就没上过正式的中文班，有时候，我会混淆陕西话和普通话。我说的一些陕西话，中国另外的地方的人听不懂。
我学陕西方言的机会，主要是从我在城墙旁边的住处到我工作的郭杜来回，通常是挤满了人的公交车上。以前为了学新词，我都是仔细看车上的广告。《摇滚陕西话》一下子吸引住了我。在众人的脚步声中，在汽车的刹车声中，自动报站系统会机械地喊“到了”，我的这种公开的学习似乎一开始就让大家认为有点怪。
一个冬天的晚上，我挤上了一辆特拥挤的311路公交车，我的下巴懒洋洋地垂着，所以我的黑礼帽遮住了好多人疲惫的面孔，给人的感觉我是睡着了。不久，我注意到在我的前面有一个中年人，他的两个女同伴，手抓着栏杆在谝闲传。“又是那个戴帽子的老外！”一个对她的同伴说，“他常坐这车，你知道我前天看到啥了？他手里拿的那本书被翻译成了普通话、英语和日语。”那人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指数着。“现在老外咋对这感兴趣？”
被人认出来不是坏事，实际上，这反而鼓励我越来越明显地携带有陕西方言的东西。一周的每一天，我都会提印有不同字的“就是西安”购物袋，一天提的是“肉夹馍”引来许多人友好的笑声，另一天提的是“羊肉泡”，再过一天提的是“克里马擦”（陕西方言，意思是“迅速、快”），大多数人一看到上面的字就大声地念。到最后一天这笑话就淡了，当我提着“谝含传”时，几个陌生人就凑过来对我说中间的那个字印错了。要是手里有笔，我肯定这些人很乐意改错的。
有一次排队买水果，我前面一个丰满的女人，把身子倾向柜台的张阿姨，脸定得平平地问：“我的钩子多少钱？”（在关中方言中“尻子”指——译者注）。我一下子给笑了，我后来才发现她买的是后面有胶、可以粘在墙上的塑料挂钩。
我的一个江苏朋友讲了另一个稍有不同的版本。15年前，当她第一次作为本科生踏进这个校园的时候，她不懂为什么班里的男同学老是在后面小声议论同班女同学的“钩子”。而我能听出这句话的意思，当然意味着我慢慢的开始融入西安人的生活了。
罗宾：刚来西安时，我住在边家村的太白校区。早晨要是有课，我的闹钟就定在五点四十五分——此时的校园已开始活跃起来。上了年纪的人从校园四周鱼贯而入，开始打起了太极拳，有的人就只是抱着树，用手掌拍打着树干，据说这能使人的四肢和关节保持灵活。西方人肯定觉得这有点神经（人们一直用“抱树”来形容那些不务实，但却很浪漫的异想天开来保护大自然的环保人士）。上面提到的这些领退休金的人可不这么想，传统的中医理论认为，这样的练习能刺激体内的“阳气”上升。
在我去学校班车停靠的地方时，常常听到的是一些老年人半导体收音机里的打击乐。这些老人叉开双腿，开始下蹲，直到挨上了地面。然后，再慢慢地起来，同时双臂展开，雅如舒展的草叶，快如渐干的油漆。
“你为啥不和他们一起练呢？”回到英国后，不止一个亲朋有些挖苦地这样问我。到中国的第一年，我的一位年过花甲的美国同事参与了。“边家村工人文化俱乐部”（这名字很吸引人，是个有咖啡店和影院的健身俱乐部）的娱乐中心开设有中国武术的“剑舞”初级班。我对这没兴趣，“剑”和“舞”结合在一起，让我能想起的不是日本的忍者就是英国矫饰的民间传统。我不止一次在路上碰到安妮穿着紧身裤去那儿或是从那儿回来。不用我问，她就会大谈自己这种新运动的芭蕾舞特色，并兴致勃勃地拿出她的剑向我展示，那不是一把致命的武器。对这位新兵，练太极的老人似乎看法不一。他们欣赏她舞剑时的灵巧，但却好像看不惯她的打扮。安妮穿的是名牌连体裤，而不是老人们喜欢的那种古典的丝绸长裤。
我的一位同事和她丈夫就住在我头顶的公寓里，她丈夫是个半退休的法律文案人员。他参与的是妻子的健康生活方法，喜欢骑自行车和玩哑铃，而不是武术。但这两口子从中国学生那儿学来的坦率有时让我感到不舒服。安妮的写作课很快就让她窥到了中国18岁到22岁这些年轻人的内心世界。班上有一半的人显然从她的成熟中看到了智慧，一有机会就向这位和自己的奶奶年纪一样大的人请教恋爱问题。她了解到，特别是对于城市的女孩子来说，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让人看见，在周六的午后和小伙子手挽手在东大街散步。这个小伙子并不全是她的恋人，因为小伙的主要任务是为她拎那个大号的赝品皮包。包越艳、越花哨，她就越有成就感。这不仅在于炫耀身边有男士的体贴，还在于要发现未到法定结婚年龄前，自己就有了驯服男人的本事。
文化艺术报：中国人常说一句话“吃饭是天大的事”，在中国这么多年，您的饮食上的习惯有没有改变？
罗宾：法语里有一个词叫“风土”，“风土”指的是一个地方的景色和地形带来的作物和饮食，能够准确的看出这一个地区的人的性格和生活方式。所有的乡下人，不论是哪个国家的都有这种体会。我是在英国约克郡的沃尔茨长大的，我常常会想起那里因为以前的贫穷而衍生出来的普通食谱。我的父母亲能做到几乎每天有肉吃，我们的面粉主食是约克郡布丁，发源于桌上的主菜太少时可以让孩子吃饱。做法是把面粉、鸡蛋和牛奶调成糊状，用猪油慢慢地炸。这么多东西都很便宜，重要的是味道有点像日本的“鲜味”，会让人不去想肉，因为味觉早已被先前的开胃品调动起来了。
英国另外的地方的人把约克郡布丁当做是烤肉和蔬菜的配料，并不知道这曾经一度刺激过艰苦的农业劳作。我高兴的是中国人展现自己饮食文化的方式很富有想象力，面条在人们心里的位置如此之重，以至于这种花哨的面食发展成了一种组合享受。2011年，当“英国达人秀”在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模仿节目。每个省都在选拔当地的达人，经过剪辑的集锦节目成了挂在城市公交车小电视里的热门，也成了大学校园里户外大屏幕的定期焦点。很多达人不再训练让小狗翻跟头，或者表演完美的人体柔术，而是展现传统的技巧。表演陕西拉面的人虽败犹荣，他先是毫不费力地捶打一大块面团，又搓又揉，使面团柔软。最后进入了拉面阶段，把面团叠起，拉成比翻绳游戏更复杂的线条。在他把手中的面团魔术般地拉成一团有164根的面条时，他的助手上台，帮他把面条托起，面条长度惊人，足有八米长，而且没有一根是断的。虽然台下掌声一片，但这位厨师的风头还是一晃就过去了。接着上台表演的是“刀削面”，只见那厨师抓着一块枕头大小的面团，随着手腕的快速转动，用一把削刀把面片削飞进几米外的一个碗里。显然，看到他在厨房外的功夫，评委按铃让他下台了。
各式各样的现成手工面一直是西安人的最爱。这不难理解，当众多城市里的单元房连拴猫的地方都没有时，何谈有更大的空间来干其他事。用一点零钱就可以在大多数巷子里买到一把生面条，价格和买一袋干方便面差不多。然后就可以把面条煮好，加上西红柿炒鸡蛋、油泼辣子，就可以随意了。我的医生是个来自陕北榆林的单身汉，他一直对我说，要是我不吃米饭，而是每天吃一顿面条，我的身体会更棒。王军给我讲过，他父亲总是会骑着自行车在老城里转悠，然后带回现成的面条，在炉子上一煮就是午饭了。就像陈忠实和他的搅团一样，那种单一的让人曾经厌腻透了的饭食给人的反而是多了一层回味与依恋。
陕西人吃面的速度让人惊讶，那当然是有原因的。在关中方言中，把“吃”叫“咥”，这个音也可以指揍人。面只要一端上来，像胡宗锋那样的吃法，不一会儿就没影了。有时他吃的时候没有声音，但有时也吃得有滋有声，实在是不合英国人的礼节。
文化艺术报：《罗宾博士看陕西》这本书，您将目光放在文明和民俗主题，聚焦陕西的宗教、文学、艺术、饮食、建筑和风土人情，从繁华都市到凄清的乡村原野，走访了大量的国内外知名画家、作家和默默无闻的乡野村夫。这个工作是您独立完成的还是有人陪伴，您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罗宾：我在前面提起过，这本书是好几年写成的。有些章节是以我刚好和朋友或同事旅游和观光时的见闻为基础，只有一小部分基于实际上的访谈。在这种情况下，都是我让人把问题翻译成中文，交给受访者，再把回答翻译为英文。
文化艺术报：《探究中国》一书，您通过描述20世纪中英交流中来自不同国家的文化使者对不同文明的展示与理解，来表述中国百年来的形象变迁。为何会选择20世纪中英交流的文化使者为背景?
罗宾：这个是因为有关那个时代的资料能查看的很多，要是我看十九世纪或以前的资料，那要写的题目就比较有限了。清朝对外不怎么开放，这样的交流机会也就很少。
文化艺术报：可否谈谈您的成长路径？一个英国青年的成长路径和中国青年的成长路径，有何不同?
罗宾：这就说来话长了。其实就是我怎么回想自己的孩提时代。我多数时候想起这一个话题是在我把自己的经历和现在年龄大约小我一半的学生做比较的时候。我有时确实会问诸如这样的问题：“你们能想像没有手机和微信的生活吗？”“要是你们不能发短信，不得不面对面地说话，你会怎样？”也许我的孩提时代比他们的更简单，我们面对的社会压力不同。
文化艺术报：您父母是怎样的人？在英国，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和中国的父母有何异同？
罗宾：我的父母亲是在相隔几英里的乡下长大的。我母亲来自于我后来长大的那个村子，我父亲来自另一个村子。他们初次见面实际上是因为要坐同一辆校车去城里上学。但再次相识并开始恋爱在30岁后。他们俩都是在15岁时就离开了学校，在二十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英国有“中考”，要是考不上，就只能再上4年学，接受职业技术教育，而不是学术，这个制度在我上学时早就被废除了。我母亲曾在几家小公司做过秘书（她的最高学历专业是打字和速记），但结婚后就成了家庭主妇。我父亲在全职上班时，还上了夜校。年轻的时候，有人请他去管理一个大农场，但他觉得农活太苦，不好养家。我3岁的时候，他开始自己干，做检测和建筑咨询。他的梦想不是有多么富裕，只要为妻子和孩子做到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就行。换句话说，虽然我的父母自己受的教育不多，但他们坚定地鼓励孩子们超越自己。
和父母一样，我上的是当地村里和镇上的公立学校，相比于中国的孩子，学校的学习风气不浓，自由的时间很多。上小学时我下午四点就能回到家，上高中时也是四点半和五点就回家。也没多少家庭作业，这种生活在中国的城市里是绝对没有的。
文化艺术报：您是中古文学博士，为何会选择中古文学？在中国一直有一个观点，从经典作家那里学来的是教养，从现代派作家得到的只是方法，教养会滋养一个人一生，而方法很快就会用完。您认可这个观点吗？
罗宾：我觉得现代作家亦有其长，我们应该了解现代世界，最好是了解世界上的不同文化。我读的古代作家不是太多，但如果熟悉文明的基础，特别是其观念和意识形态，那对于一个文学研究老师来说是很宝贵的资源。
罗宾：各种各样的书都看，我母亲鼓励孩子有书就读。她父母就住在我的小学边上，所以我们每天都去那里。他们家有一套八卷本的百科全书，于是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就开始每天仔细学习了。我记得的很多东西就是从那儿学到的，也许我从那里学到的知识比学校多。当然，我也读了很多孩子喜欢的书，但却在年龄相对小的时候，开始阅读惊险小说和成年人看的东西了。
文化艺术报：您在中国生活了15年，西安市政府也授予您西安市荣誉市民。在您看来，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准、文明程度还有多少距离？
罗宾：从总体上来说，中国还没有陷入到西方盛行的那种官僚体制。在诸如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里，盖新楼和搞基本的建设项目很难，因为相关的限制条款太多。像高铁这样的大工程，不可能以惊人的速度修建。虽然西方国家可能显得高度发达，但其发展速度没法与中国相提并论。
文化艺术报：来中国前您在英国大学任教，在英国大学教书和在中国大学教书有哪些区别？
罗宾：老师在中国比在英国有更大的权威，可能也更受人尊敬。眼下在英国，要是有人从学术方面表达自己的观点，就会受到个人或社会媒体的抨击。我知道有些英国老师就是因为说过一些实际上无关痛痒的话，就被“解雇”了。中国的学生一般都尊重老师、听讲认真。只是在最近几年，学生的认真度会降低，这很明显是电子设备过多的后果（这样的一个问题全球一样）。所以老师不得不保证自身的课堂有趣、花样多，来满足学生的需求。
文化艺术报：近期有什么新的翻译计划？写完《罗宾博士看陕西》这本书后，您很久没有再写陕西了，会不会再写陕西？
罗宾：我是已经有计划了，我最新评论贾平凹画作的专栏文章（一直在《美文》杂志连载）将在2024年结集出版。我也在写一本有关陕西现代历史的书，希望在1926年西安围城事件百年祭的时候出版一本书，描述外国人当年在此地的感受。这很费时间，因为要参考中英几百份的相关资料。
文化艺术报：15年来，您接触了大量的陕西作家，和很多陕西作家建立了良好关系，您是怎么样看待陕西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的?
罗宾：有几位作家是好朋友，很多是熟人。我和住在西安的贾平凹、吴克敬、穆涛和弋舟等见面多。杨争光一直有联系，他从深圳一回到西安就会和我们聚。陈彦大多数时候是在北京，叶广芩在日本，所以和这两人见面的机会不是太多。我们翻译的作品中我有自己的喜好。我觉得《装台》是我最为感到骄傲的一部作品，我在等着看英文读者的反响。这部小说为世界讲述了当代中国的大量现实故事，小说结尾既发人深思，又贴近真实的生活。我也很喜欢叶广芩的《山地故事》，因为这些作品同以前国外出版的英文翻译作品截然不同。红柯的小说也特别有独创性，但其中的意识流风格与陌生背景交织，可能会让读者感到有点不好理解。
罗宾：现在涌现出了好多优秀的作家，我们最近刚翻译完了《陕西诗人三十人》，好多作品给人印象很深刻。弋舟有好多作品被翻译，在海外的反响也很好。黄海的作品聚焦于多样性，我觉得范墩子也很有潜力。弋舟还可以列入年轻作家吗？他也许是陕西70后作家中最成功的人，我们翻译的他的作品选《黄金》几个月后就会在国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