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几个西方政权史无前例地建立起了对全球的统治，在西方的商业、技术、枪炮以及思想面前，所有的古老文明和帝国都崩溃了，连庞大的，也被迫于1839年之后向西方殖民者敞开了门户。
然而，新的历史力量也正在此时初现端倪， 20世纪伊始，未来命运异乎寻常的扭转已依稀可见，老大中国的变革正在拉开序幕，并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达到高潮……
20世纪是中国巨变以及现代化的100年。师永刚主编的十卷本历史普及读物系列“图说20世纪中国”，于近日推出前两卷《变局（1900-1909）》、 《觉醒（1910-1919）》。这一系列借由全球18家顶级国家图书馆的千余张中国照片，带领读者，特别是年轻人，重回百年历史，认识自己的祖国。
*文章整理摘编自《图说20世纪中国》（师永刚等 主编 三联书店2020-10），部分图文为编者添加。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1903年，一幅关于慈禧的官方宣传图片的公布，引起了英国媒体的好奇。虽没证据说明，这张在义和团起义后进行的公关宣传而拍摄的图片，直接受到西方照片的影响，但这幅图片却被外国媒体拿来与维多利亚女王1844年拍摄的一张图片对比，并认为很有重要的相似性。皇太后与女王均手持一柄扇子，均正襟而坐，同样望向右前方。她们的姿态如此相近，更重要的是，她们同是两个国家事实上的统治者。维多利亚女王比清国皇太后年长16岁，在她的统治期间，因为摄影术的发明，她留下了大量的宫廷照片。后世确信，皇太后的摄影师勋龄模仿了西方许多皇帝与宫廷的照片，从而设计了慈禧的形象。
从1900年义和团袭击外国居民和中国基督徒以来，中国以及皇室的形象在西方受到恶意的诋毁。在法国杂志Le Rire的封面上，长着怪诞面孔的皇太后手持着血腥的匕首，基督徒的断头和残破的尸体在后台出现。这幅漫画在西方传播极广，皇太后的形象像极了一个落后愚昧的可怕巫婆。据称这份杂志被外交官提交给皇太后后，惹得她大为恼怒。宫廷里传出的信息称，慈禧皇太后在看到沙皇夫妇赠给她的照片后，决意请清国驻法国大使的儿子为自己拍摄宣传照片，用于赠送公使以及西方各国首脑。在1903年，这种反击手段显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1903年7月14日，慈禧皇太后七旬大庆，在颐和园乐寿堂她与美国公使夫人康格（Sarah PikeConger）一行合影。皇太后拉着公使夫人的手，这个亲密的动作被视作对美友好的一个见证。慈禧太后每年春、夏、秋三季，都住在颐和园听政，待十月初十日大寿之后方起驾回紫禁城。慈禧晚年经常在颐和园内的乐寿堂、仁寿殿、排云殿招待外国公使夫人等。据公使夫人回忆，慈禧所用的化妆品多为各国公使赠予之洋货，如巴黎香水、香粉，法国镀金镜等。她在拍照前特地更换一身绣满寿字和各色大朵牡丹并镶有金边的皇家专用袍褂。冠冕上挂满珠宝，有玉制的凤、蝴蝶及珠花、金簪。绣袍外的渔网式披肩，由3500颗专供帝后御用的东珠穿织而成。手上戴着几副珠、金、玉镯及宝石戒指，脚蹬饰缀着串珠的绣花高足花盆底鞋。年已七旬的慈禧，打扮得雍容华贵，正坐于御座上。
慈禧与康格夫人的友谊，使她得以认识凯瑟琳·卡尔（在清宫，人们常称呼她为珂姑娘），一位美国画家。在卡尔夫人九个月的辛勤劳作下，慈禧太后这位东方神秘的女性统治者七旬之时的形象，宛若风姿绰约的贵妇出现在画布上。这副皇太后的圣容，在慈禧的默许下第一次公开出现在了1904年的圣路易斯国际博览会上。中国最高幕后统治者仪态万方的油画肖像被镶在木框里，放在博览会的正厅美国厅里展出，画像前天天人头攒动，争睹中国皇太后的“圣容”。世博会结束，慈禧太后的油画肖像连同一幅大幅面着色的肖像照片，被驻美公使梁诚专程护送到华盛顿。美国政府举行了隆重的受赠仪式。罗斯福收下礼物后，又将它们转赠给了国家博物馆收藏。“中美两国关系，遂因慈禧太后的一张脸而变得更亲密。”
1904年，慈禧的御用摄影师勋龄在颐和园她的寝宫万寿堂里拍摄了穿戴整齐的皇太后“大圣容”。这组图片大约有十多幅，是她或坐或站或照相时的不同姿态。照片上年届七旬的慈禧太后的容颜保养得宜，她的右手轻倚在盖着丝绸的撑椅上，手佩玉环，左手执镜顾盼，全不似垂暮之岁的老妇。这些历史照片，高清晰度地记录了慈禧太后的真实容颜与帝制时代皇太后的盛装及佩饰。这组略显端正的圣容图片，大部被慈禧送给了来访的公使或他们的夫人，或者出现在西洋的报刊上。
慈禧皇太后的照片外交，使得她在西方的形象获得某一些程度的扭转，还收获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友谊，1905年，罗斯福的女儿爱丽丝来访，更是中美友谊的一个象征。《》的文章称：“这个年轻的美国女孩的访问可能会对统治中国的可怕老太太造成影响。”皇太后在颐和园为总统的女儿举行了欢迎宴会。在她的自传中，爱丽丝写道：宫廷官员们送来了一张皇太后的照片，被镶在四方镀金框架中。这个生动的描述表明，慈禧的照片慢慢的变成了帝国存在的延伸，并成为清国赠送的国家礼物的一部分。
1906年，爱丽丝·罗斯福在白宫大婚，慈禧太后精心准备了一箱锦缎作为贺礼。罗斯福也投桃报李，1907年12月，西奥多·罗斯福向美国国会提出咨文，要求国会授权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作为中国人的教育费用。在罗斯福总统的努力下，该提案被国会顺利通过。1908年，也是慈禧太后去世的同一年，美国政府正式公开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计1160余万美元给中国，作为资助中国留美学生之用。美国的行为在列强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他列强也在之后陆续退还庚子赔款。慈禧的这种看似简单的外交手段，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书写了近代中美关系史上温柔的一页。
多亏了照相术的发明，人们不只可以从古代绘画中看见历史，甚至能用照片记录历史以对抗时间的流逝。最早，这种记录对中国人而言，还只是传说中会摄魂的邪物，随着慢慢的变多的传教士的到来和中西方交流的加深，特别是技术和传媒的发展，有着三千多年文字记录历史的中国，第一次拥有了一个用图片能完整记录的世纪，这就是二十世纪。人们不但可以看历史，而且能看见历史。
苏格兰摄影家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 是最早来远东旅行，并用他古旧而时尚的摄影术记录远东各地人文风俗和自然景观的人，这个冒险家曾在1867年移居香港，开始他摄影生涯中至关重要的几年。他的纪实主义风格为我们留下了长辫的中国以及北京的轿夫，甚至斩首的场景。
这段冒险的经历为他赢得了在1881 年成为维多利亚女王指定御用摄影师的名号。而这些无关政治的图片，无意间在百年后是我们回忆帝国的重要影像。其后的摄影师们则用他们的镜头表达了对于中国的政治以及现实的记录。20世纪初，中国本土的摄影师还很稀少，所以这些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的摄影师，他们所拍摄的照片，本质上构成了一种对异质文化的围观文本。这种围观将中国置入了全球史的语境之中。
在西方人的视野中，中国是这样一个奇怪而陌生的国家：它有着广袤的领土和漫长的边疆，它的首都有着宏伟的宫殿和厚重的城墙；男人们头上梳着奇怪的小辫字，穿着丝织的长袍；女人裹着小脚，走路却健步如飞；清国的官员瘦小却狡猾，头顶着长翎红顶的帽子；清国的民众勤劳却穷苦，不爱讲究卫生——这是个贫穷但却不愿意与海外那些寻求财富与瓷器、金银的商人通商的封闭国家。
这些外国人手中的相机，真实地刺穿了中国的幻像，但也保留了中国的元气，至少，我们正真看到了我们应当了解的历史。当“历史可以观看”的时候，我们得知图片远比文字更真实，当文字成为一家之言的时候，那些陈旧的图片的表面至少还保留着1910年我们没办法描述并看清楚的小脚，靠在北京的旧城墙边上发呆的艺人。20世纪20年代，几个土建工人站在北京朝阳门正在维修的木柱上，他们木讷的表情是被摄影师拍下；与此同时，美国摩天大楼钢铁支架上站立着的现代工人，也被记录在照片上，他们都是当时地球上真实发生的故事。只是东方的旧城楼上的工人看到的是一条尘土飞杨的大道，而纽约的工人，则正享受着现代化到来时的不安与兴奋——他们站的太高了。一个简单的对比，把两个帝国的状态不容辩驳地展现了出来。
奥利弗·赫姆（ Oliver Hulme）是大清邮局的一名雇员，他在中国游历的时候拍下了一对行进在燕山古道的老夫妻。老太太坐在驴背上，老先生牵着向前走，两人脸上都洋溢着憨厚而幸福的笑容。这只是路上的一次偶遇，摄影师当然没有问两位老者的名字，然而他们亲切的笑容，却让人不觉想起自己的爷爷和奶奶。正是因为这些照片的存在，我们才可以想象我们的遥远的父辈——那些留在时间里的普通人。
逃难，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普遍的经验。在改朝换代的1911年，作为革命的发生地，武汉的人也被迫逃难。辛亥革命期间。难民们肩挑着自己的家当，仓皇地逃向车站与码头。车站上有士兵站岗。那个回头向士兵解释的无名男人，脸上挂着惶恐与无奈的笑容，这种心酸的笑容将会长久地挂在中国人的脸上。
改朝换代时期的老北京，不止有高傲的满族人，还有不得意的旧官僚。1917年，西德尼·甘博在街上目睹了一位骑着驴子的老者，并拍摄下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幕——一位戴着清代官帽的老人，骑着一匹瘦弱的驴子，走在已是民国的街道上。这个场景似乎是当时过渡时期国家的隐喻：大部分民众的上半截身子似乎还在清代，脚却已在前途未知的民国了。
斐德克· 克拉普（Frederick G. Clapp）是美孚公司的雇员，为了寻找石油，他在1914年深入中国内陆，让我们不难发现了内陆中国人的生活状态。照片中的这位无名男子可能是一位“麦客”。“麦客”是我国地处黄土高原的陕、甘、宁三区特有的现象，尤其陕西关中居多，已经延续了近百年历史。每到麦收季节，麦客们就带着一把镰刀和被褥走出家门，走乡串户，替人收割麦子，以换取微薄的薪水。现在，这种传统的劳动方式已经很少见了，不过它却成为一种具有地域代表性的文化。
事实上，在这个图像泛滥的时代，图片正在成为一个通用语言，而变得比世界语英语表达得更加直截了当。当我们翻开一本外文版的书刊时，在陌生的语言面前，图片则是我们迅速了解这本书的窗口。而近几年国内对于画传的喜爱以及更多的人对于图片的重视与收藏，也开始显示一种新的可能性：当一部分人在收藏这些旧图片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在无意间保留着日渐陌生的历史。而这似乎也印证了苏珊桑塔格的那句话：“所有的照片，都会由于年代足够久远而变得有意味和感人。”
曾掀起“画传”风潮的媒体人师永刚，时隔17年，再次出山，推出这部“20世纪中国说明书”。走遍全球18家博物馆，扫描精品老照片，力图以最清晰的方式展现从义和团运动至五四运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代。
全书选用轻质纸、专色印刷，设计前卫先锋，既是内容饱满、制作精良的图书，也是视觉和触觉的盛宴。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慈禧出殡、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溥仪复辟、一战胜利阅兵、五四运动……种种历史大事件，来自当时记者一手的目击照片。用六百多幅幅老照片还原历史的细节，展现那段与我们息息相关却常被遗忘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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