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别的地方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2000多年前，一条以中国徐闻港、合浦港等港口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成就了世界性的贸易网络。

  海丝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唐代，我国东南沿海有一条叫作“广州通海夷道”的海上航路，这便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 。在宋元时期，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大幅度的提高以及指南针的航海运用，全方面提升了商船远航能力。这一时期，中国同世界60多个国家有着直接的“海上丝路”商贸往来。

  中国境内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广州、泉州、宁波三个主港和其他支线年代起，广州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明初、清初海禁，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是世界海上交通史上惟一的2000多年长盛不衰的大港；宋末至元代时，泉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并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后因明清海禁而衰落，泉州是唯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认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在东汉初年，宁波地区已与日本有交往，到了唐朝，成为中国的大港之一，两宋时，靠北的外贸港先后为辽、金所占，或受战事影响，外贸大量转移到宁波。

  2016年3月24日，国家文物局正式确定泉州、广州、宁波、南京共同推进海丝申遗工作。

  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在秦汉时期便已存在，目前已知有关中外海路交流的最早史载来自《汉书·地理志》，当时中国就与南海诸国接触，而有遗迹实物出土表明中外交流可能更早于汉代。

  在唐朝中期以前，中国对外主通道是陆上丝绸之路，之后由于战乱及经济重心转移等原因，海上丝绸之路取代陆路成为中外贸易交流主通道。唐代，我国东南沿海有一条叫作“广州通海夷道”的海上航路，这便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2] 。在宋元时期是范围覆盖大半个地球的人类历史活动和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载体[5] 。海上通道在隋唐时运送的主要大宗货物仍是丝绸，所以后世把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宋元时期，瓷器出口渐成为主要货物，因此又称作“海上陶瓷之路”。同时由于输出商品有很大一部分是香料，因此也称作“海上香料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约定俗成的统称。

  中国境内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广州、泉州、宁波三个主港和其他支线年代起，广州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明初、清初海禁，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是世界海上交通史上惟一的2000多年长盛不衰的大港；宋末至元代时，泉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并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后因明清海禁而衰落，泉州是唯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认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在东汉初年，宁波地区已与日本有交往，到了唐朝，成为中国的大港之一，两宋时，靠北的外贸港先后为辽、金所占，或受战事影响，外贸大量转移到宁波。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貌学地质学家1877年提出，原指中西陆上通道，因为主要贸易是丝绸，故名。此名出现后，学术界又延伸出海上丝绸之路。最早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是法国汉学家(1865-1918年)。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历史阶段：海上丝绸之路形成期——秦汉；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期——魏晋；海上丝绸之路繁盛期——隋唐；海上丝绸之路鼎盛时期——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由盛及衰——明清。

  1974年底，在今广州中山四路发现了南越国宫署遗址，在宫署遗址之下又发现了，从出土文物判断，这是秦始皇统一岭南时“一军处番禺之都”的造船工厂遗址。

  汉武帝以后，西汉的商人还经常出海贸易，开辟了海上交通要道——海上丝绸之路。

  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真正形成并开始发展。西汉时期，南方南粤国与印度半岛之间海路已经开通。汉武帝灭南越国后凭借海路拓宽了海贸规模，这时“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汉书·地理志》记载，其航线为：从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境内）、合浦（今广西合浦县境内）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这是目前可见的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文字记载。

  东汉时期还记载了与罗马帝国第一次的来往：东汉航船已使用风帆，中国商人由海路到达广州进行贸易，运送丝绸、瓷器经海路由马六甲经苏门答腊来到印度，并且采购香料、染料运回中国，印度商人再把丝绸、瓷器经过红海运往埃及的开罗港或经波斯湾进入两河流域到达安条克，再由希腊、罗马商人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加沙等港口经地中海海运运往希腊、罗马两大帝国的大小城邦。

  这标志着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的、真正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从中国广东番禺、徐闻、广西合浦等港口启航西行，与从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沿海港口出发往东航行的海上航线，就在印度洋上相遇并实现了对接,广东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随着汉代种桑养蚕和纺织业的发展，丝织品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输出品。

  三国时代，魏、蜀、吴均有丝绸生产，而吴雄踞江东，汉末三国正处在海上丝绸之路从陆地转向海洋的承前启后与最终形成的关键时期。

  据对文献考证，孙吴造船业尤为发达，当时孙吴造船业已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准，孙吴所造的船，主要为军舰，其次为商船，数量多，船体大，龙骨结构质量高。这对于贸易与交通的发展、海上丝路的进一步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孙吴的丝织业已远超两汉的水平与规模，始创了官营丝织，而有自已独特的创新与发展。这也极大地促进与推动了中国丝绸业的发展。具有出海远航的主客观条件，因而形成东海丝绸之路。

  魏晋以后，开辟了一条沿海航线。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经海南岛东面海域，直穿西沙群岛海面抵达南海诸国，再穿过马六甲海峡，直驶印度洋、红海、波斯湾。对外贸易涉及达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丝绸是主要的输出品。

  隋唐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在隋唐以前，即公元6～7世纪，它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但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到唐代，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的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根据《书·地理志》记载，唐时，我国东南沿海有一条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红海沿岸、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的海上航路，叫作“”，这便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当时通过这条通道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往回输入的主要是香料、花草等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宋元时期。

  航路：由广州或泉州启航，经过海南岛、环王国（今越南境内）、门毒国、古笪国、龙牙门、罗越国、室利佛逝、诃陵国、固罗国、哥谷罗国、胜邓国、婆露国、狮子国、南天竺、婆罗门国、新度河、提罗卢和国、乌拉国、、末罗国、三兰国。同时，唐代即有唐人移民海外。其中，2001年韩国林氏到泉州惠安彭城寻根谒祖更传为佳话，唐林氏始祖渡海韩国繁衍至今120万人。

  宋代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显著提升，指南针大范围的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宋朝与东南沿海国家绝大多数时间保持着友好关系，广州成为海外贸易第一大港。“元丰市舶条”标志着中国古代外贸管理制度又一个发展阶段的开始，私人海上贸易在政府鼓励下得到极大发展。但是为防止钱币外流，南宋政府于公元1219年下令以丝绸、瓷器交换外国的舶来品。这样，中国丝绸和瓷器向外传播的数量日益增多，范围更加扩大。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大幅度提升了朝廷和港市的财政深收入，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生活，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元朝在经济上采用重商主义政策，鼓励海外贸易，同中国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扩大到亚、非、欧、美各大洲，并制定了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较强的外贸管理法则。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进入鼎盛阶段。

  泉州的海外交通，起源于南朝而发展于唐朝。唐宋之交，中国经济重心已开始转到南方，东南地区经济快速的发展。宋朝有三大对外贸易主港，分别为广州，宁波，泉州。港口的地理便利因素对海外客商很重要，北边日本和朝鲜半岛客商希望宋朝主港口尽量靠北，而贸易量更大的阿拉伯世界和南海诸国则希望港口尽量靠南，两股方向的合力点便平衡在当时地处在南北海岸中点的泉州，正是这一南北两面辐射的地理优势使得泉州在设立（1087年）正式开港后，迅速先超越明州港（宁波），后追平广州并在南宋晚期反超，成为第一大港，但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

  元世祖在至元十四年 (1277年)首先准许重建泉州市舶司，有元一代不变。又命唆都、蒲寿庚“诏谕诸蕃”，委蒲寿庚长子蒲师文为正奉大夫宣慰使左副都元帅兼福建路市舶提举，旋又命为海外诸蕃宣慰使。泉州海外交通贸易进入黄金时期。海上贸易东至日本，西达东南亚、波斯、阿拉伯、非洲。海舶蚁集，备受称赞“刺桐是世界上最大港口之一。”出口陶瓷、绸缎、茶叶、金银等，进口香料、胡椒、药材、金银珠贝等。

  忽必烈在位时由于连年对外征战和失败，因而先后进行了四次海禁。第一次“海禁”发生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年初。第一次海禁从公元1292年到1294止。第二次海禁1303至1308年止。第三次海禁从1311年到1314年止。第四次海禁从1320年到1322年结束。1322年复置泉州、庆元（宁波）、广州市舶提举司，之後不再禁海。中国大航海家，由泉州港出海航海远至埃及，著有《》一书，记录所到百国。

  十五至十八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出现重大变革的时代。欧洲人相继进行全球性海上扩张活动，特别是地理大发现，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开辟了世界性海洋贸易新时代。西欧商人的海上扩张，改变了传统海上丝绸之路以和平贸易为基调的特性，商业活动常常伴随着战争硝烟和武装抢劫。

  这一时期的明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向西航行的郑和七下西洋：这是明朝政府组织的大规模航海活动，曾到达亚洲、非洲39个国家和地区，这对后来达.伽马开辟欧洲到印度的地方航线，以及对麦哲伦的环球航行，都具有先导作用。

  （2）向东航行的“广州—拉丁美洲航线年）：由广州启航，经澳门出海，至菲律宾马尼拉港。穿圣贝纳迪诺海峡基进入太平洋，东行到达墨西哥西海岸。这样，开始于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经唐、宋、元日趋发达，迄于明代，达到。远航的成功，标志着海上丝路发展到了。

  明朝海禁，泉州港衰落。整个明朝，泉州港的作用仅只体现在郑和下西洋朝贡性质的航海过程中提供专业技术人员和海船补给上，以及维系与的部分朝贡。这时期，海禁使民间海外贸易被逼成走私，因为官府控制不力，加上地方商军官三者为了牟利形成一定的联合势力，使私商贸易有足够的生存空间成长土壤。尽管宋元的市舶官商制度已为民间私营商业所替代，但民间商业的海上开拓力量已大幅度下降。面对沿海商民依托地理优势进行频繁的走私活动，明朝政府试图通过掌握某些港口来控制化解其他走私港口的非法贸易，其中的漳州月港便在官府有限度的几次开禁张弛中兴起做大，成为东南沿海第一大私商大港。月港时代，大帆船不停往来于中国与菲律宾之间，贸易不断。西班牙从墨西哥运到菲律宾的白银经由中国海商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而中国商品、移民则流向菲律宾，华商网络和华商社会开始形成。

  清代，由于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其间广州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惟一对外开放的贸易大港，广州海上丝绸大路贸易比唐、宋两代获得更大的发展，形成了空前的全球性大循环贸易，并且一直延续和保持到战争前夕而不衰。而这在清代的外贸史上也是重要的转折点。进口商品中，逐渐占据了首位，并从原来的走私演化到合法化。

  战争后，中国海权丧失，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沿海口岸被迫开放，成为西方倾销商品的市场，掠夺中国资源和垄断中国丝、瓷、茶等商品的出口贸易。从此，海上丝路一蹶不振，进入了衰落期。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整个民国时期，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

  广州古称番禺城，自秦汉起，得山海之利，地控珠江三江入海，海陆相交的地缘地理条件，使广州成为岭南乃至两广地区两千年来的地缘中心。地缘中心的地位以及鲜明的海洋属性，让作为中国的“南大门”的广州成为印度洋地区及南海等国家商船到达中国贸易必先到的港口，所以 当时中国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的定期航线，都集中在广州，古称“”。广州从3世纪30年代起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时期成为中国大港，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两代为中国的对外贸易大港，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的港口，是世界海上交通史上的2000多年长盛不衰的大港，可以称为“历久不衰的东方”。

  马可波罗游记里，泉州港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 深受马可波罗游记影响的哥伦布致志寻找东方新航路，在意外发现美洲时还认为终于到了泉州。宋元之交，主掌泉州港的蒲寿庚及其所代表的地方投降政治势力叛宋降元，献城献海船交于元军进攻残余宋军，加速灭宋于广东崖山。蒲寿庚的主动变节 叛宋降元众所不齿，却在客观上使泉州港免于战火，保持繁荣。之后蒲氏又促使元廷加封妈祖为天妃，成为新的泉州海神，之后成为全国性的海神。

  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主港仍是泉州，但元朝民族等级残酷，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第二等，汉人为最低等，这便使得泉州港的实际权益落入色目人阿拉伯人手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在元后期，中央朝廷的权力斗争波及到这利益攸关的第一大港，导致长达十年的亦思法杭兵乱，泉州港受到重创。

  明成化十年（1474年）泉州市舶司移设福州，标志着泉州港四百年的外贸港地位的终结。

  宁波，古称明州。位于中国南北海运航线的终端，通江达海，辐射内陆。浙东运河将宁波与钱塘江连接起来，隋朝开通大运河后，浙东运河又成为大运河的自然延伸段，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南北水运动脉，宁波则成为大运河出海口。通过钱塘江、长江、大运河等众多水系，使宁波港的辐射力拓展到众多内陆省份。

  宁波的海外交通始于东汉晚期。这一时期，舶来品和印度佛教已通过海路传至宁波地区。唐长庆元年（821）明州迁治三江口后，构建州城，兴建港口，置官办船场，修杭甬运河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使明州成为中国港口与造船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跻身于四大名港之列。日本遣唐使先后四次在明州登陆入唐。明州商团崛起，越窑青瓷远销世界各地。中国的东海航线主要由宁波进出港。

  宋元时期明州港是中国三大国际贸易港之一。北宋淳化二年（991）始设市舶司，成为中国通往日本、高丽的特定港，同时也始通东南亚诸国。两次受旨打造“神舟”，造船技术居世界领先地位。

  明代海禁，宁波港衰落，但宁波港仍是中日官方的唯一登陆港，明海禁导致海外贸易被迫转型为走 私性质的私商贸易，而宁波双屿港一度是浙江乃至江南最大的私商港。

  公元3—6世纪，六朝政权为了建立与和日本列岛国家的友好往来，形成了以（今）为起点的东海航线，这为拓展和加强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六朝政权与东亚、东南亚、西亚等外国交往主要是通过海路进行，都城成为各国文化交流方面的主要城市。佛教经义乃至佛寺建筑就是在此时从建康传入百济（韩国）和倭国（日本）。

  15世纪，明朝下西洋使南京成为郑和下西洋造船基地和始发港，见证了海上丝路最后的辉煌。南京是郑和下西洋的策源地、起终点和物资人员汇集地。永乐皇帝为表彰其出使西洋修建的、以及为下西洋兴建的大型官办造船基地等历史遗存见证这一航海壮举。[8]

  (港)作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启泊地之一，肇始和奠定了对外商贸格局，推动繁荣发展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沟通中国与海外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

  福州海上丝绸之路在唐中期至五代时期，不仅发挥着中外经济贸易通道的历史作用，还促进了东西方多元文化的交流以及与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就佛教文化交流来讲，唐末五代主闽的统治阶层十分推崇佛教，寺院及僧侣数量居全国前列，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佛寺(如雪峰寺等)与高僧(神晏、师备、长庆慧稜等)，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主体地位。这一段时期，福建与印度、朝鲜、日本等国在佛教文化上交流频繁，主要体现为许多外国僧人来到福州学习交流佛法。《三山志》卷38“怀安县安国寺”记载，“光化初，僧师备自雪峰来居焉，馆徒常千人，高丽、日本诸僧亦有至者”。《十国春秋》卷99记载：“西天国有声明三藏至，太祖请备(名僧师备)辨验。备以铁火箸击铜炉，问是何声？三藏曰：铜铁声。备曰：大王莫受外国人谩也。三藏无对”。《五灯会元》卷7记载龙华灵照禅师，“高丽人也，萍游闽越，升雪峰之堂”；卷8记载长庆慧稜法师名下有一位“新罗国龟山和尚”。此外，史籍记载的还有来自三佛齐的三位僧人，“三佛祖师者，一刘氏，交趾人，一杨氏，南华人……因同诣雪峰义存，求证上道”，义存法师为三人落发讲道。

  从空间地理上来讲，把“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联系起来的是大运河。大运河因为其在中国水陆交通网络中的关键地位，长时间成为“东方世界主要国际交通路线”。扬州则借其在大运河沿线城市中的独特位置和大运河在全国交通体系中的作用，成为“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点”。兼得江、河、海运之便，隋代扬州就确立了全国水陆交通枢纽地位。唐朝全国经济中心南移，“海上丝绸之路”随之崛起，扬州成为唐朝吞吐四海，沟通宇内主要窗口。宋、元时期，扬州仍然起着纽带作用。扬州是漕运和南北物资集散中心，8世纪中期商业经济地位跃居全国首位。[18]

  明朝海禁，民间海外贸易被迫转型为走私性质的私商贸易，泉州港作为宋元两朝官方大港，受到严格管控压制。走私只能在沿海小港口进行，官府虽明言海禁但在地方官府利益驱使之下控制不力，往往采取纵容政策，最后私商贸易逐渐集中到。

  ，在城东南20公里，北距泉州城80公里，月港是属于内河港，港道不深，它的港道从海澄港口起，沿南港顺流而东，要经海门岛才到九龙江口的圭屿，再经今天的厦门岛方可出海。正因为月港港道水浅，大型舶船不能靠岸等等自然条件不优越却非常便于将“开放”控制在能够由官府掌控，管理，盘查情况下，月港很快一举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私商港口。在西方商业扩张势力东进于浯屿时，内地私商能够最终靠月港到近海的西方商业据点去交易。

  1567年隆庆元年，明朝廷迫于内外压力，解除海禁开放月港，“准贩东西洋”，月港终于得到正名，迎来中国海外贸易的月港时代。从兴起到繁荣昌盛近200年。月港时代正逢西欧大航海后的扩张时期，它与、印度支那半岛以及、琉球、等47个国家和地区有直接贸易往来，并以吕宋（菲律宾）为中转，与西班牙荷兰等西欧扩张势力相互贸易，在中国外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月港开洋不久遇到朝代更替，郑成功与清军在闽南沿海对峙拉锯争战几十年，不仅战火殃及月港。同时清廷为扼制郑氏，在沿海实行迁界，繁华的月港航运商贸一时萧条。禁海、迁界，使月港完全衰落而一蹶不振。而郑成功占据厦门时，厉行“以商养军”全力发展海运，遂兴起，地处其后方本来就以厦门为出海必经地的月港，其作用渐被厦门所取代。清康熙1684年在厦门设海关，正式取代了月港的海外贸易地位，内河、近海的水运中心也向靠拢而移至（龙海）石码港。

  蓬莱（登州）唐代以前为天然良港，宋庆历二年（1042）设“刀鱼寨”，明洪武九年（1376）建蓬莱水城，水城内的蓬莱阁在此期间也逐步扩建继而名声大振，蓬莱水城及蓬莱阁作为一个整体完整体现了古代登州港在对外交往过程中发挥的及其重要的作用。蓬莱（登州）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连接东北亚交流的纽带，受到历朝历代政府的重视。据现有可查阅资料表明，历朝历代朝、日使节共有65次在登州登陆的记录。唐宋时，在此设立“新罗馆”、“高丽馆”专门接待水路来朝的使节。

  连云港古称海州，西元前219至西元前210年，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药，曾遣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和百工等数千，于琅琊郡古朐港东渡日本，这是有文字记载的中国人首次航海。

  隋唐以后，海州成为大唐帝国和新罗、日本交往的重要城市。大量来往于海上贸易的新罗人在今连云港的宿城设立了新罗所与新罗村，连云港成为当时繁忙的海上运输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清朝之后，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与广州、漳州、宁波、四地，于康熙二十三年被指定作为对外通商口岸，称为“四口通商”。

  北海（合浦）对外开放历史源远流长。北海（合浦）自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置合浦郡，是汉朝南海对外海上贸易的中心和枢纽，是中国南方重要的对外开放窗口。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北海在两千多年前，成为了中外通商往来的重要门户，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