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是建立在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基础上的。

  南线是大家较为熟悉的“南海丝路”，即从泉州、广州出发面向东南亚、印度洋、阿拉伯海一带的海上贸易线。

  另一条则是很多人都不甚了解的北线“黄渤海丝路”，即从山东半岛出海，辐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海上贸易线。

  事实上，在上述三条至关重要的商道中，“黄渤海丝路”恰恰是历史最为久远的一条，它的肇始可以一直追溯到古老的春秋战国时期。

  战国七雄中，齐国一直被视为东方大国，坐拥鱼盐之利，同时还拥有漫长的海岸线。

  齐国最初是姜子牙的封地，而姜子牙在观察齐国的地理位置后，便提出了“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国策，主张在齐国率先发展工商业。

  由此齐国人开始利用海洋资源开展贸易活动。自管仲相齐，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辅佐齐桓公在东方称霸。

  由此，齐国的国力一度成为诸侯中最强的存在。就在这段时期内，齐国对周边的小诸侯国发动了数次兼并战争，《荀子》记载，齐国“诈邾袭莒，并国三十五”。

  此后，齐国并没有放松吞并诸侯的野心，到齐景公在位时，齐国的国境线再度延展，一直抵达“聊、摄以东”“姑、尤以西”。

  到春秋末期，齐国又一举灭掉了莱国，将东莱一带的土地并入国土之中，至此齐国东边的疆域直接延展到黄海之滨。

  战国时，齐国定下了“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基本国策，继续奉行侵略扩张政策。

  山东半岛内的诸侯国基本被齐国肃清，其版图在全盛时期达到百二十城，向北延展到河北省中部的大城、任丘一带，与燕国毗邻；

  向南则抵达江苏徐州等地，与楚国、越国为邻。而广袤的渤海和黄海则成为齐国的“后花园”。

  如此幅员辽阔的国土使得齐国具备了发展海洋贸易的先天优势条件，也为“黄渤海思路”的酝酿与成形提供了先决条件。

  更重要的是，沿海的山东半岛自春秋起，一直到秦兼并天下为止，数百年间始终稳稳掌握在齐国的控制之下。稳定的统治也为齐国人开辟海上贸易通道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中国人到底何时掌握造船技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至今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早在大禹治水的年代，中国古代先民已经掌握了在水中行船的能力。

  据专家推测，当时的人类已经能够从水流中浮起的木材上获得灵感，从而创造出了能在水中行动的交通工具，这便是“舟”的雏形。

  而等到夏王朝第九位君主姒芒继位时，能用来航海的船正式出现在了史籍中。《太平御览》卷八二有过这样一段记述：

  显然，在这一时期沿海的先民已经掌握了制作用于航海船只的技术，同时也拥有了一定的航海捕鱼经验。在此基础上，一代代渔民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提升技术水平。

  说明商朝人已经掌握了制作大型航海船只的技术。这一点对日后齐国酝酿“黄渤海丝路”起到了奠基作用。当时代发展到西周时期，中国古代的造船技术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据《尔雅》记载，西周时期分封制下的等级观念，也在造船技术中特到体现。“天子造舟”，也就是说西周的统治者可以在河流上用数不清的船搭建浮桥行走，这比坐船更加气派。

  “大夫方舟，士特舟”，意为大夫一级的官员可以乘坐两船合并的稍大船只，而士一级的读书人出行渡河，只能乘坐单独的小船。“庶人乘泭”，“泭”就是常见的竹筏。

  如此森严的出行规制，也从侧面向后世展现出西周时期中国古代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船体的不同类别。

  上世纪八十年代，专家在庙岛群岛考古时挖掘出一艘残存的木船和相关器物，经鉴定这些文物来自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

  从文物来看，齐国人不仅为大船制造出了和现代几乎一模一样的“桨”，用于控制方向和提供动力，同时还在船体上设计出帆、楼等结构，既能利用季风提升动力，也能用来军事瞭望和组建海军。

  齐国灭亡莱国后，当时几乎整个渤海和黄海的制海权都牢牢控制在齐国手中，因此齐国人格外的重视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推广，形成了装备齐整的海军以及一支人数庞大的商队。

  更为称奇的是，从现存的一些齐国木船残片来看，齐国船只的夹板厚度平均在5厘米左右，拼接处均采用榫卯结构，这与近代中国的船舶制造技术相一致。

  在黄海和渤海的交界处，分布着大大小小32座岛礁，它们被合称为“庙岛群岛”。

  庙岛群岛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它向北与辽宁省的老铁山隔海相对，向南则与山东半岛的蓬莱区本土相望，因此在军事地理上被称作“渤海咽喉”。

  然而，当大航海时代尚未开启之前，这里却是“黄渤海丝路”的重要支点和补给基地。

  虽然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人已经具备了制造航海出行的巨大船只，但是这些船只的荷载能力，以及核心技术仍旧无法同后世成熟的船只相比。

  因此齐国人在开展海上贸易时，要一直在中途寻找停泊点和补给站，而庙岛群岛就是得天独厚的理想基地。

  从地图上看，庙岛群岛犹如一条珍珠项链一样，从南到北纵贯于渤海与黄海之间。且所有相邻的两个海岛之间的距离不会超过20海里。

  古代先民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些岛屿对航海活动意味着什么，因此世代在这些岛屿上囤积了大量的食物、淡水甚至是修补船只的材料和工具。

  这样一来，凡是出海贸易的船只，若遇到极端天气或者人员受伤或死亡，都能够迅速找到就近的岛屿进行补给与休整。

  如今，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推进，专家从辽宁省出土发现了大量的齐国出产的陶器，这些陶器非常有可能是通过庙岛群岛走海陆运达辽东半岛的。

  之所以专家得出以上的结论，是因为相同类型的陶器也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相继出土。

  这就意味着从齐国出发的海洋贸易使团，北上经庙岛群岛后抵达辽东半岛，此后再东进到达朝鲜半岛，最后驶向了日本列岛。

  这一线路在真实的操作中十分可行，因为齐国船队出了庙岛群岛后，前方同样有巨济岛、对马岛等岛礁作为船队的补给站，且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最近的距离只有27海里，齐国的商船可完全凭借一己之力跨越对马海峡。

  更为有趣的是，韩国上林曾经出土过一把来自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剑，造型与越王勾践剑高度相似。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越国人最擅铸剑，因此我们大家可以大胆推测，当时有一批越国商人，带着青铜剑一路北上抵达齐国，并坐着齐国的商船开展远洋贸易，这是多么神奇的一幕！

  由于齐国自始至终都不是一个大一统政权，因此它所倡立的“黄渤海丝路”的规模与影响力，显然无法同汉武帝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相比较。

  汉武帝打通丝绸之路后，奉行的是官方牵头展开贸易的经营策略，因而多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

  但是齐国孕育出的这一条“黄渤海丝路”则主要依赖于民间资本的活力。也就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齐国政府没有对这条贸易线进行军事管理和行政干涉。

  事实上，从现有的考古成果来看，“黄渤海丝路”早期几乎是齐国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单方面输出，而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仅作为齐国商品的倾销地，并没有实现双边贸易。这种局面直到中后期才得到改观。

  或许是因为水土资源的优势，齐国的纺织业一直是非常发达的，兖州、青州两地基本上就是当时古代中国的织造之都。

  据文献记载，兖州一带盛产“织文”，经专家考证这是一种近似于丝绸的丝织品，而青州一带则盛产葛布。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布匹愈发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因此当时相对较为落后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就成为齐国布匹倾销的理想市场。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山东泗水一带有山桑叶的遗迹，说明这一带曾经大规模种植过桑树。

  而在泰安大汶口墓葬区则出土了纺轮31只，骨针若干。其中最细的一枚骨针直径不足1毫米，这些文物足以说明当时齐国已经具备有较为完整和高超的纺织产业。

  20世纪70年代$APPEND代，齐国旧都临淄曾发现过一座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从中竟然出土了一批精致的绢帛，这再次刷新了学界对齐国纺织业高度发达的认知。

  齐国作为东方大国，能够因地制宜制定出有利于发展经济的科学国策，为齐国的繁荣和山东地区的经济生产方式都奠定了基础，也为北线“黄渤海丝绸之路”的开辟与辐射提供了发展成熟的良好土壤，为后世汉唐乃至两宋将这条商道进一步的繁荣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