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国家主席习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十年来，“一带一路”建设有效推进，取得沉甸甸的成就，造福了丝路沿线国家的广大人民。

  60年前，法国历史学家布尔努瓦这样描述丝绸之路：“研究丝路史，几乎可以说是研究整部世界史，既涉及欧亚大陆，也涉及北非和东非。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瓷器和茶叶的外销，那么它还可以包括美洲大陆。在时间上，它已持续了近25个世纪。”她的代表性著作《丝绸之路》在法国汉学家戴密微的推动下于1963年出版，戴氏亲自为其作序，后被翻译成九种语言，其影响力至今不衰。布尔努瓦这种说法的意义在于，她以一种全球史的眼光看待丝绸之路研究，把丝绸之路上的种种文化现象，看成人类“共同的遗产”加以珍惜。无独有偶，布尔努瓦的著作出版一个甲子之后，历史学者武斌教授的《丝绸之路文明史》作为一种遥远的东方回应，将这种全球共同体的眼光发扬光大，再次谱写了丝绸之路上文明交流与传承的乐章。

  丝绸之路，很早以前有许多不同的叫法，例如“瓷器之路”“皮货之路”“彩陶之路”“玉石之路”“青铜之路”等等。但流传至今，为什么“丝绸之路”成为一个共识？

  最近的一项研究成果，可能对我们有所启发。西方学者马蒂亚斯·莫顿在美国《丝绸之路》杂志第17期（2019年）发表了《“丝绸之路”一词确为李希霍芬首创吗？》一文，文中虽然充分肯定了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对“丝绸之路”概念的清晰定义、理论阐发以及将其普及到英法世界的重要意义与历史影响，但是也抽丝剥茧地论证了在此之前50年里这一提法的滥觞史，这里有各种身份的学者，特别是西方人文地理学奠基人之一李特尔，在其多卷本《地理学与自然和人类历史》第二版（1822—1859年间）中，不止一处使用“赛里斯之路”或相似表达。他指出，赛里斯之路，即是被誉为“通向中国的伟大贸易通道”。而在1838年（早于李希霍芬39年），李特尔首次使用了“丝绸之路”一词。因此这一概念的出现，非一人之功，应注意到它的“群体”智慧。

  在概括上述要点的同时，我们也想对莫顿这篇论文的闪光点加以延伸。这就是，19世纪以来，如果说法国学者从语言文献学的角度关注中国，将中国经典作品持续介绍到欧洲，那么对日耳曼语系的学术圈而言，他们将“丝绸之路”概念作为对想象中全球共同体象征的一种解读，将中国推送给了欧洲。作为桑蚕原产地的中国，随着“丝绸之路”的概念被欧洲广泛关注。首先是李特尔，他不同意18世纪德国学者认为蚕与养蚕业都属于伊朗北部的吉兰本土传承的观点，指出养蚕业最有可能发源于中国，并进行了地理传播学的研究。接着是李希霍芬，在1868—1872年间对中国进行了七次地质地理考察，足迹遍布当时18个行省中的13个，对山脉、气候、人口、经济、交通、矿产等进行了深入探查，中国的桑蚕养殖业和农业在其著作中屡屡被提到。他的五卷本传世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是对“丝路”概念的背书。因此李氏所提出的“丝绸之路”概念，建立在对中国充分实地考察的基础之上，语境是“中国”。

  由此而言，从全球史的角度看，“丝绸之路”概念在19世纪之后成为世界对中国关注的一种象征，并非偶然，它凸显了当时世界对中国的认知，有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隐含其中。正如武斌教授所言，“丝绸之路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道路”。

  唐代诗人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让中国人对丝绸之路充满了想象。在中国食物中，来源于丝路的，在唐代已经司空见惯，胡桃、胡麻、胡椒、西瓜……如若深考，从“食物”到“物什”，就要读西方汉学家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篇》和薛爱华的《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等著作。在后一本书的《导论》前，作者引用了英国19世纪女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

  美妙的无花果，在口中咀嚼，金盘里堆着冰凉的西瓜，大得没法抱；鲜嫩的桃子带着茸茸的细毛，没有籽的——那是透明的葡萄……这一切，你可曾想到？

  丝路是一条传递物产的路，7—9世纪的唐人品尝到西域带来的甜美瓜果。在1000年之后，还是引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神奇遐想。这种文化现象，归功于丝路的开拓者，也归功于对丝路史进行记录与研究的中外史地学家。在这方面，由于《史记》之《大宛列传》、《汉书》之《西域列传》《张骞列传》的记录，中国史学家可能要拔得头筹。欧洲到了19世纪，德国可以说是现代人文地理学的领头羊，前面提到的李特尔和李希霍芬，都是重要代表人物，他们开启了现代地理学对丝绸之路的研究。20世纪对丝绸之路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已经明确了除经由中亚绿洲丝路之外，还有通过北亚的草原丝路以及迂回于南亚的南海丝路。在武斌教授的《丝绸之路文明史》中，又强调了“东方丝绸之路”。

  有物、有路，自然就有人。有人，自然就有事件的发生。在这条路上到底有什么样的人？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有人将这些人概括为使者、僧侣、战士、旅行者和商人，例如张骞、法显、玄奘、鉴真、耶律楚材、马可·波罗……另外还有新罗人、粟特人和东罗马帝国的使者。

  武斌教授指出：“丝绸之路是文明交流之路，是文明对话之路。在几千年的丝绸之路上，有民族的大迁徙，物种的大交换，产品的大流通，技术的大转移，宗教的大传播，艺术的大交流，上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丰富多彩的文化大戏。”

  什么是文明史？学术界有各种讨论。放眼几千年在这里出现的物、路、人、事，构成了广义的文明史，是一部文明史的大书。武斌教授的这部著作，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地理空间和历史发展，有机地熔于一炉，是一种合理的理解与表达。

  对精神层面的关注，是《丝绸之路文明史》的一个特点。丝路在历史上早期的文化交流，一般是从衣食住行的生活习俗发生。司马迁在《史记》中讲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在汉代是有现实意义的，表现了在汉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过程中一位史学家对“通古今之变”的理解。

  与丝路相关，真正在观念形态上中外文化碰撞，是两汉之际佛教的传入。西域的龟兹和于阗，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当时佛典以口授方式传入中国。从明帝遣使出使西域，到后来撰写《佛国记》的东晋僧人法显和撰写《大唐西域记》的唐代僧人玄奘，中外文化对话有序开展。佛教进入中国，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大事，丝绸之路所孕育的中印两个古老民族的对话，通过佛教这种形式，对后来中国哲学的基础理念、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影响都是巨大的。在中国文化史上，儒学与佛学的对话和融合，是文化交流的一个成功范例。

  丝路上各种文化碰撞，礼仪之争不断。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国观念形态的主流文化——儒家经典，开始被欧洲人重视和研究，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小学》等的拉丁文译著在欧洲出现了。

  在精神层面，丝绸之路上有着不同文化之间的求道、传道与问道，其中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和历史经验，仍是这条对话之路上的丰厚宝藏。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山东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丝绸之路文明史》，让我们从历史经验中思考当下与未来，内心不免有所触动。

  400年前，明代毕生致力于科学技术研究并为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的徐光启，通过和利玛窦一起翻译《几何原本》的实践，将心得上疏给打算借鉴西洋天算修历的崇祯皇帝：“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与此同时，中国的四书五经被一字一句地翻译成拉丁文。丝绸之路上的各种踏实努力，证明了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的道理。只有坚定不同文明平等对话与取长补短的信念，人类“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愿景才会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