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朝代的兴盛是与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经济强盛的前提是稳固的统治做基础，而且，如若统治者一味的闭门锁国，还是没办法保证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
迄今为止，丝绸之路堪称国人的骄傲，正如同丝绸一般的华丽，一条条繁盛的贸易路线上，承载了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展示着中国自古优越的大国姿态。所以，在大众的眼中，丝绸之路向来是为发展中国与四周的国家贸易往来而建立。而且，大多人的心中，丝绸之路都只是中国通往西域的这一条繁盛的贸易之路。
然而，探寻历史之后，我们更会发现，在汉代时期，丝绸之路的产生绝非只是繁盛经济那样简单，甚至，当初丝绸之路的产生也并非统治者主动为之，更有几分被动而为之的味道，只不过，在最后以如此喜人的结果呈现而已。
更重要的是，汉代丝绸之路兴盛并非起源于陆路而是海上，在很多研究丝绸之路的后人经过反复推敲得出的结论便是：汉代官办丝绸之路最先起源于海洋而非陆路。归根结底，丝绸之路的兴起都绝非单纯为了贸易兴盛，汉代帝王之所以对其如此重视也绝不仅仅因为金钱。
揭开丝绸之路真面目，更会让我们感受一个强盛的汉帝国背后苦心经营才得以稳坐江山的历程，也可感受到汉代统治者不一样的统治智慧。
提到汉代丝绸之路，人们自然想到的一个重要人物便是张骞，经过很多史实论证，早在张骞之前，中原就有着经过西北与外域进行文化沟通的行为存在。所以，很多人认为，陆上丝绸之路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3世纪，而海上丝绸之路则出现在公元前200年左右。不过，经过很多史学家的最后论证，历史无法阻挡的是民间交流的行为，而在古代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如若没有统治阶层的介入，任何经济行为都是无法大规模进展的。
所以，根据史料查证，汉代王朝官方组织的丝绸之路最先开创于岭南海上，而在历史的进一步查证中，我们先要知晓陆上丝绸之路的形成背景与真相，才可以更好的理解这种经济往来背后对于汉代统治存在的意义。
在《汉书》中《张骞李广利传》记载“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骞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其地形……”由此能够十分明确的知道，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之时完全是汉武帝为了联合大月氏一起攻打匈奴而为之，本意根本不在贸易发展。
在张骞开辟西域的过程中，穿越了很多国家和地域，也就更加的了解了西域各国的地理、经济、文化和当地的风俗，为后来开辟陆上丝绸之路探索出了道路。所以说，陆上丝绸之路完全是在战争路线之上建立起来的，而且，也纯属偶然。
据史实记载，汉武帝时期，陆上丝绸之路一直是处于战争的紧张状态，从“马邑之谋”到昭君出塞，整整持续了百年之久。在大败匈奴之后，汉代统治者还在不断的进行稳固西域统治的动作，直到汉宣帝二年，汉代正式在西域建立都护府主管西域军政事务之后，才标志着西域正式成为汉代版图之一。
由此可见，汉代西域的丝绸之路并不是出于国家行为，当时的汉代统治者在西域复杂的战争局面下也不可能利用国家的力量来创建西域丝绸之路。所以说，陆上丝绸之路大概是由民间的商人逐步开展的，张骞在开辟西域疆土的过程中促进了这样的商业行为产生。
所以说，汉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形成过程和真相与战争有关，而张骞的实际身份也并非是出使西域、开辟商业道路的使者。
基于我们对于陆上丝绸之路的认识，在封建统治的背景下，任何一种经济繁荣的行为，大前提都要建立在国家政治稳定的基础之上，而且，汉代开始大肆对外扩张与贸易线的建立都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的，这些综合因素都是海上或是陆上丝绸之路建立的基础。
汉武帝之前，汉初的历代君王崇尚的都是黄老的“清静无为”治国方针，也奠定了汉武帝之时的国力基础。而在汉武帝时期，思想形态开始以“尊儒”思想下建立起来的“汉家制度”基础上，用“有为”的方针开始替代之前的“黄老无为”，而且，汉武帝开始展现了自己对于扩张帝国版图的宏伟志向。
在汉武帝的连上三篇策论作答的董仲舒进言中，我们可完全看出这位心有宏大志向的帝王心中对于国家周边疆土的野心。
“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根据史实论证，汉武帝时期，张骞出征西域与汉代建立海上丝绸之路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但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建立之初也是先经历了战乱纷争后，汉代王朝安定了此地域后才得以进展的。最重要的是，海上丝绸之路区别陆上丝绸之路的方面在于海上丝绸之路建立之时是完全有着贸易基础的，也算是汉武帝继承了那些地域固有的贸易形态之后进行的巩固行为，所以，官方来讲会更加重视这一方面的贸易航线。
陆上丝绸之路开端在秦汉时期的岭南地区，两个朝代在一统中原之时，岭南地区就长期处在王朝版图之中，尤其在秦始皇时期，岭南地区更是分为了桂林、象、南海三郡来管理。而在秦末动荡时期，赵佗则受南海郡尉任嚣所托自立为南越武王，占领了岭南地区，自建南越国。
汉代建立之时，南越国同样臣服于汉代王室，但仍处于割据状态，所以，在汉武帝时期，一边治理匈奴，一边收复南越，大败南越国之后，岭南地区便顺理成章地归入了汉代王朝的直接管辖。
而南越国长期建立的海洋贸易也被汉代接管，而且，贸易线也可称为帝国巨大的财富线，对外更是能很好的与邻国互通有无。所以，因为有了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汉武帝派遣使者开始沿着民间开辟的海上航线，全力发展官办的海洋贸易，也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官办的海上丝绸之路。
大体上，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是由中国海船经过南海后，通过马六甲海峡在印度洋航行，也就是说，从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往南海通向印度和斯里兰卡，再以斯里兰卡为中转点继续前行。
目前为止，这一段史实留下来的正史资料少之又少，只有一段精悍的文字高度概括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状态。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琉璃、奇石异物，賚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通过这条海上航线，中国的丝绸以及别的产品开始流传到了西方，海外产品也开始运到中国内地，汉代国家贸易船队向海外输入的商品以丝绸为主力，输入中国的则是海外的香料、金银器、宝石、琉璃器等货物。
在当时繁盛的贸易中，徐闻以及合浦地区的贸易带动了两广交界内陆地区的丝织品贸易，最经典的就是苍梧郡广信女商人苏娥跨地域贩运丝织品，这样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无论王朝经济发展程度如何，统治者关注的依旧是如何能更稳固自身的王权统治，这是所有政治行为的重中之重，在汉代开辟丝绸之路之时同样如此。所以，尤其对于汉武帝时期开辟的丝绸之路来讲，帝王最想要的不是金钱那样简单，换句话说，丝绸之路为统治者的统治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天地。
后人在不断探寻丝绸之路的开辟节奏中，感觉上也是穿越了历史与帝王俯瞰天下的心智慢慢的接近。在打击匈奴，为日后贸易往来奠定基础的同时，平定岭南地区，开始正式介入民间建立起来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南一北的开拓中，后人更偏向于将其理解为天子掌控天下的传统思维定式。
也就是说，汉武帝在打造了王朝鼎盛之时，也在积极地为大汉帝国寻找一条能持续对外发展的道路。在这位王者的心中，对于国家的未来发展是有打算的，而且，在发展经济的表象下实则进行的是对外的积极探寻，更是变相的强国，至少，在这样的基础上，保证疆土不受侵犯是最大前提。
经历了“黄老无为”的休养生息之后，汉武帝运用“兵强”做到了“德昌”，国家的军事力量强悍也是保证民安的先决条件，更是维系了持续对外发展的先决条件。所以，开创海上丝绸之路，汉武帝首要看重的绝对不只是金钱那样简单，而是通过“有为”进行思想观念的政治改革。
纵观历史，闭门锁国，幻想生活在天朝的统治者最后都是将国家引领至灭亡的局面，这也在告诫着后人，时代是永远向前发展的，“不进则退”的道理永远适用于每一个国家的发展。汉武帝正是看到了对外的积极交流才是保证王朝稳定最好的方式，才会借由发展经济的丝绸之路建立之时，进一步巩固自身的政权发展，这一点才真正属于汉代王朝最值得后人效仿的智慧。
汉代作为中古历史上第一个得以长期维持大一统的朝代，更是依靠着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将其推向了中国文明的制高点，由此，历代君王才开始纷纷追赶，想要再度亲手呈现如此令人沉醉的盛世景象。
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算得上是汉武帝成就汉代鼎盛的决定性选择，无论是从徐闻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还是从长安出发的陆上丝绸之路，能在汉代呈现南北海陆丝绸之路并举的现象，算得上是长期的夯实着汉王朝与西方各国的关系。丝绸之路展现的是汉代王朝身为东方大国的非凡气度，更对国内的很多异议分子起到了深刻的震慑作用，对于民生更是一种十分好的扶持。
也有后人评价，两条丝绸之路都有些偏得的意味，当然，这其中还是有着很多汉武帝身为统治者不一样的统治智慧，能够安定边疆，靠的不能只是武力那样简单，只有恩威并施才能让国人臣服，只有富足的边疆才能让江山稳固。
所以，历史的真相是，丝绸之路的鼻祖源于海上，而能让汉武帝如此重视的丝绸之路绝对不只是因为庞大的贸易线为汉代带来的财富，最大的缘由是以丝绸之路展现出的大国姿态强势的捍卫了汉代的鼎盛与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