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也称海上陶瓷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1913年由法国的东方学家沙畹首次提及。海上丝路萌芽于商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形成于秦汉，兴于唐宋，转变于明清，是已知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中国海上丝路分为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两条线路，其中主要以南海为中心。
南海航线，又称南海丝绸之路，起点主要是广州和泉州。先秦时期，岭南先民在南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开辟了以陶瓷为纽带的交易圈。唐代的“广州通海夷道”，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明朝时郑和下西洋更标志着海上丝路发展到了极盛时期。南海丝路从中国经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
东海航线，也叫“东方海上丝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胶东半岛开辟了“循海岸水行”直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直至东南亚的黄金通。唐代，山东半岛和江浙沿海的中韩日海上贸易逐渐兴起。宋代，宁波成为中韩日海上贸易的主要港口。
中国境内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广州、泉州、宁波三个主港和其他支线日，国家文物局正式确定广州为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牵头城市，联合南京、宁波、江门、阳江、北海、福州、漳州、莆田、丽水等城市进行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申遗工作。
中国原始航海活动始于新石器时期，尤其是岭南地区，濒临南海和太平洋，海岸线长，大小岛屿星罗棋布。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居住在南海之滨的岭南先民就已经使用平底小舟，从事海上渔业生产。
距今5000—3000年期间，东江北岸近百千米的惠阳平原，已形成以陶瓷为纽带的贸易交往圈，并通过水路将其影响扩大到沿海和海外岛屿。通过对海船和出土陶器，以及有肩有段石器、铜鼓和铜钺的分布区域的研究得知，先秦时期的岭南先民已经穿梭于南中国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其文化间接影响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岛屿。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胶东半岛开辟的“循海岸水行”直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直至东南亚的黄金通道。
秦始皇统一华夏后，岭南地区发展非常迅速。当时番禺地区已拥有相当规模、技术水平很高的造船业。先秦和南越国时期岭南地区海上交往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主要的贸易港口有番禺（今广州）和徐闻（今徐闻），由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便是见证。
根据出土遗物以及结合古文献的研究表明，南越国已能制造25—30吨的木楼船，并与海外有了相当的交往。南越国的输出品主要是：漆器、丝织品、陶器和青铜器。输入品正如古文献所列举的“珠玑、犀（牛）、玳瑁、果、布之凑。”
1974年底，在今广州中山四路发现了南越国宫署遗址，在宫署遗址之下又发现了秦代造船遗址，从出土文物判断，这是秦始皇统一岭南时“一军处番禺之都”的造船工厂遗址。1975年秦代造船遗址开始发掘，清理出一段29米长的船台，1997年发现3600平方米的造船木料加工厂。
那时发现南越国宫署直接压在工场之上，因保护宫署不再往下发掘。经过多次的勘查研究，结论为工厂是由3个长度超过一百米、走向东西、平行排列的木质造船台以及南侧的木料加工厂组成，可造出宽8米、长30米、载重五六十吨的木船。
汉武帝以后，西汉的商人还经常出海贸易，开辟了海上交通要道——海上丝绸之路。
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真正形成并开始发展。西汉时期，南方南粤国与印度半岛之间海路已经开通。汉武帝灭南越国后凭借海路拓宽了海贸规模，这时“海上丝绸之路”兴起。
《汉书·地理志》记载，其航线为：从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境内）、合浦（今广西合浦县境内）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这是可见的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文字记载。
东汉时期还记载了与罗马帝国第一次的来往：东汉航船已使用风帆，中国商人由海路到达广州进行贸易，运送丝绸、瓷器经海路由马六甲经苏门答腊来到印度，并且采购香料、染料运回中国，印度商人再把丝绸、瓷器经过红海运往埃及的开罗港或经波斯湾进入两河流域到达安条克，再由希腊、罗马商人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加沙等港口经地中海海运运往希腊、罗马两大帝国的大小城邦。
这标志着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的、真正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从中国广东番禺、徐闻、广西合浦等港口启航西行，与从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沿海港口出发往东航行的海上航线，就在印度洋上相遇并实现了对接,广东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随着汉代种桑养蚕和纺织业的发展，丝织品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输出品。
三国时代，魏、蜀、吴均有丝绸生产，而吴雄踞江东，汉末三国正处在海上丝绸之路从陆地转向海洋的承前启后与最终形成的关键时期。三国时期，由于孙吴同曹魏、刘蜀在长江上作战与海上交通的需要，积极发展水军，船舰的设计与制造有了很大的进步，技术先进，规模也很大。在三国后面的其他南方政权（东晋、宋、齐、梁、陈）也一直与北方对峙，也促使了海洋、航海技术的发展以及航海经验的积累也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提供良好条件。
据对文献考证，孙吴造船业尤为发达，当时孙吴造船业已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准，孙吴所造的船，主要为军舰，其次为商船，数量多，船体大，龙骨结构质量高。这对于贸易与交通的发展、海上丝路的进一步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时孙吴的丝织业已远超两汉的水平与规模，始创了官营丝织，而有自已独特的创新与发展。这也极大地促进与推动了中国丝绸业的发展。具有出海远航的主客观条件，因而形成东海丝绸之路。
魏晋以后，开辟了一条沿海航线。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经海南岛东面海域，直穿西沙群岛海面抵达南海诸国，再穿过马六甲海峡，直驶印度洋、红海、波斯湾。对外贸易涉及达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丝绸是主要的输出品。
隋唐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在隋唐以前，即6—7世纪，它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但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到唐代，伴随着中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中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的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根据《书·地理志》记载，唐时，中国东南沿海有一条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红海沿岸、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的海上航路，叫作“广州通海夷道”，这便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当时通过这条通道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往回输入的主要是香料、花草等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宋元时期。
航路：由广州或泉州启航，经过海南岛、环王国（今越南境内）、门毒国、古笪国、龙牙门、罗越国、室利佛逝、诃陵国、固罗国、哥谷罗国、胜邓国、婆露国、狮子国、南天竺、婆罗门国、新度河、提罗卢和国、乌拉国、大食国、末罗国、三兰国。同时，唐代即有唐人移民海外。
宋代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显著提升，指南针大范围的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宋朝与东南沿海国家绝大多数时间保持着友好关系，广州成为海外贸易第一大港。“元丰市舶条”标志着中国古代外贸管理制度又一个发展阶段的开始，私人海上贸易在政府鼓励下得到极大发展。
但是为防止钱币外流，南宋政府于嘉定十二年（1219年）下令以丝绸、瓷器交换外国的舶来品。这样，中国丝绸和瓷器向外传播的数量日益增多，范围更加扩大。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大幅度提升了朝廷和港市的财政深收入，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生活，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
而宋朝在经济上采用重商主义政策，鼓励海外贸易，同中国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扩大到亚、非、欧、美各大洲，并制定了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较强的外贸管理法则。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进入鼎盛阶段。
泉州的海外交通，起源于南朝而发展于唐朝。唐宋之交，中国经济重心已开始转到南方，东南地区经济快速的发展。宋朝有三大对外贸易主港，分别为广州，宁波，泉州。
港口的地理便利因素对海外客商很重要，北边日本和朝鲜半岛客商希望宋朝主港口尽量靠北，而贸易量更大的阿拉伯世界和南海诸国则希望港口尽量靠南，两股方向的合力点便平衡在当时地处在南北海岸中点的泉州，正是这一南北两面辐射的地理优势使得泉州在设立市舶司（1087年）正式开港后，迅速先超越明州港（宁波），后追平广州并在南宋晚期反超，成为第一大港，但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
宋元及明初经济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工商业发达，而这仰赖海上丝绸之路。宋高宗赵构云：“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
在宋元时期，支撑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大宗商品，由原来的丝绸变为瓷器。宋代记述海上交通贸易等内容的《萍洲可谈》载：“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也就是说船中主要是瓷器，多得堆满船舱的所有空间，人晚上只能挤在货物上睡觉。
尽管宋瓷出口量大得惊人，却还是远远不能够满足需求，导致中国瓷器一运到国外，立即身价倍增，价比黄金，成为外国人珍藏和身份的象征。为此，世界各国一些有心的商人、传教士和制瓷工匠来到中国，通过种种途径千方百计学习中国的制瓷技艺。《欧洲陶瓷史》等有关史料也证明，西方及日本、韩国等国家发达的制瓷业与中国存在密切的师承关系。
在中国瓷器的影响下，世界各国的制瓷工业从仿制到创新，均有了极大的进步，从而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兴盛与经济的发展。
据《文献通考》记载：宋神宗后期某年北宋税赋总收入为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占30%，工商税占70%。这不仅促进了国家财政增收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升，更推动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科学技术进步与文化交流。而这一切，均要仰赖被宋元视为黄金生命线的海上丝绸之路。
在宋元时期，支撑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大宗商品，已由原来的丝绸变为瓷器。沿线国家也开始以陶瓷代称中国。自Seres（丝）到China（陶瓷）的称谓变化，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陶瓷在海上丝路中的主导地位。那时，海上航行的大都是中国的商船，船中大都是瓷器商品。
元世祖在至元十四年（1277年）首先准许重建泉州市舶司，有元一代不变。又命唆都、蒲寿庚“诏谕诸蕃”，委蒲寿庚长子蒲师文为正奉大夫宣慰使左副都元帅兼福建路市舶提举，旋又命为海外诸蕃宣慰使。泉州海外交通贸易进入黄金时期。海上贸易东至日本，西达东南亚、波斯、阿拉伯、非洲。海舶蚁集，备受称赞“刺桐是世界上最大港口之一。”出口陶瓷、绸缎、茶叶、金银等，进口香料、胡椒、药材、金银珠贝等。
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由于连年对外征战和失败，因而先后进行了四次海禁。第一次“海禁”发生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年初。第一次海禁从1292年到1294止。第二次海禁1303至1308年止。第三次海禁从1311年到1314年止。第四次海禁从1320年到1322年结束。1322年复置泉州、庆元（宁波）、广州市舶提举司，之後不再禁海。中国大航海家汪大渊，由泉州港出海航海远至埃及，著有《岛夷志略》一书，记录所到百国。
“海上丝路”的南北航线在元明时期达到最大限度的交融。元明时期的中国，经济中心在南方而政治中心在北方，相对先进的航海技术使得南北方之间的海运成为保证南方粮食、丝绸、瓷器等北上的重要运输方式。在对外贸易上，明朝中期的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开创了中国远洋航海的新时代。
十五至十八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出现重大变革的时代。欧洲人相继进行全球性海上扩张活动，特别是地理大发现，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开辟了世界性海洋贸易新时代。西欧商人的海上扩张，改变了传统海上丝绸之路以和平贸易为基调的特性，商业活动常常伴随着战争硝烟和武装抢劫。
这一时期的明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向西航行的郑和七下西洋：这是明朝政府组织的大规模航海活动，曾到达亚洲、非洲39个国家和地区，这对后来达.伽马开辟欧洲到印度的地方航线，以及对麦哲伦的环球航行，都具有先导作用。
（2）向东航行的“广州—拉丁美洲航线年）：由广州启航，经澳门出海，至菲律宾马尼拉港。穿圣贝纳迪诺海峡基进入太平洋，东行到达墨西哥西海岸。这样，开始于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经唐、宋、元日趋发达，迄于明代，达到高峰。郑和远航的成功，标志着海上丝路发展到了极盛时期。
明朝海禁，泉州港衰落。整个明朝，泉州港的作用仅只体现于郑和下西洋朝贡性质的航海过程中提供专业技术人员和海船补给上，以及维系与琉球的部分朝贡。这时期，海禁使民间海外贸易被逼成走私，因为官府控制不力，加上地方商军官三者为了牟利形成一定的联合势力，使私商贸易有足够的生存空间成长土壤。
清代，由于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其间广州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惟一对外开放的贸易大港，广州海上丝绸大路贸易比唐、宋两代获得更大的发展，形成了空前的全球性大循环贸易，并且一直延续和保持到战争前夕而不衰。而这在清代的外贸史上也是重要的转折点。进口商品中，逐渐占据了首位，并从原来的走私演化到合法化。
战争后，中国海权丧失，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沿海口岸被迫开放，成为西方倾销商品的市场，掠夺中国资源和垄断中国丝、瓷、茶等商品的出口贸易。从此，海上丝路一蹶不振，进入了衰落期。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整个民国时期，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东海航线主要是前往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南海航线主要是往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宋朝之前东海航线主要由宁波进出港，南海航线则主要由广州进出港。
丝绸之路的西端，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并不是现代所说的西方或西欧。罗马帝国和汉朝之间也并没有直接的商业往来，之间的往来，全通过阿拉伯等中间商进行交易，西欧人想要获得中国丝绸瓷器都要通过阿拉伯和威尼斯热那亚商人。
东北亚丝绸之路是指中日两国之间一衣带水，水路交往十分方便。通过东海航线，不仅中国的商品被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及朝鲜半岛，中国文化随之大规模地传播到这些国家，包括儒家思想、律令制度、汉字、服饰、建筑，饮茶习俗等。
中国文化对日本及朝鲜半岛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文学艺术、生活小习惯、社会风俗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中国输往世界各地的主要货物，从丝绸到瓷器与茶叶，形成一股持续吹向全球的东方文明之风。
尤其是在宋元时期，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大幅度的提高以及指南针的航海运用，全方面提升了商船远航能力，私人海上贸易也得到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同世界60多个国家有着直接的“海上丝路”商贸往来。
“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透过意大利马可·波罗和阿拉伯伊本·白图泰等旅行家的笔墨，引发了西方世界一窥东方文明的大航海时代的热潮。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还传播着民族工艺和儒道思想，对“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欧洲各地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掀起了“中国热”。其中，瓷器和茶叶对世界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俄国、法国、埃及等很多国家都崇尚收藏中国瓷器或以之为外交礼品，也曾把中国的瓷器作为身份的象征或类似黄金的代货币。
在中国瓷器的影响下，世界各国的制瓷工业得到发展，从阿拉伯国家仿制中国式的瓷坛，到波斯结合中国瓷器造型的波斯陶器，之后泰国、越南、埃及、荷兰、法国、德国、俄国、丹麦、英国、西班牙等国也都掌握了制瓷技术，甚至通过中国瓷器工艺与本国文化的结合，创新出许多产品。
随着这些国家崇尚中国瓷器之风的盛行，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也有了一定的改变，崇尚中国瓷器的观念也融合到了宗教文化之中。
茶文化也传播到世界各地，从生活方式到思维理念对许多国家产生了一定影响。9世纪日本刮起一股“弘仁茶风”，贵族间出现了模仿中国人品茶的风潮。
12世纪，日本僧人到中国将茶种带回日本种植，此后经过长期的本土化，最终形成独特的日本茶道。17世纪初，荷兰率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茶叶输入欧洲，开始推行饮茶之风。18、19世纪，茶叶在英国开始由奢侈品转变为大众饮品，饮茶也成为英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历史证明，由海上丝绸之路带动的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推动了世界的进步和发展，国际化视野的开放交流也因此变成全球发展的思想共识。
当下，中国正在启动与东盟及世界各国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战略，历史上曾创下的海洋经济观念、和谐共荣意识、多元共生意愿，将为国家发展的策略再次提供丰厚的历史基础。
“友善、包容、互惠、共生、坚韧”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对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于中国与世界更深层次的互动，无疑具有深刻的启迪和非常非常重要的当代意义。
在新的国际形式下中国倡导建立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富含军事意图与地理政治学意图的发展的策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构建和平稳定旁边的环境的战略举措，是中国与东盟之间开拓新的合作领域、深化互利合作的战略契合点，有利于搁置争议、增进共识、合作共赢，推动构建和平稳定、繁荣共进的周边环境。
也是新形势下中国应对挑战、用开放倒逼改革的重要方法；还是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空间的深远谋划，不仅有助于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港口航运、海洋能源、经济贸易、科学技术创新、生态环境、人文交流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而且对促进区域繁荣、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具备极其重大意义，同时将大大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的策略空间，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并最终促进沿线国家共同繁荣，实现互利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