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艺大的藏品室内有一座由该校师生团队通过超级克隆技术高度复原的莫高窟第57窟交脚弥勒菩萨像，若要谈及东京艺术大学与敦煌之间的渊源，就必须先从“敦煌是如何进入日本人视野的”开始说起。针对这一问题，近日《南方周末》撰文指出，1968年起日本著名画家、原日中友好协会名誉会长平山郁夫化身为“当代玄奘”，几乎年年都会前往丝路沿线国家，孜孜不倦地追寻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印迹与日本文化的源头。

  ▲日本著名画家、原日中友好协会名誉会长平山郁夫（1930-2009）。资料图

  数年前，因参加东京艺术大学和东京都美术馆联手策划的志愿者培训项目，我有幸走进东京艺大的藏品室，得以近距离欣赏由该校师生团队通过超级克隆技术高度复原的莫高窟第57窟交脚弥勒菩萨像。这是继2016年盛夏的敦煌之行后，我与莫高窟在异国他乡的首次重逢。同时，这段旅日生涯中的小插曲也让我对这座日本知名艺术学府与敦煌研究院背后的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若要谈及东京艺术大学与敦煌之间的渊源，就必须先从“敦煌是如何进入日本人视野的”开始说起。虽然如今的敦煌莫高窟早已是闻名海内外的世界文化遗产，但这座集壁画、彩塑、建筑为一体的佛教文化艺术宝库正式为世人所知，不过才百余年时间而已。莫高窟始建于前秦，造窟工程历经北魏、隋、唐、宋，一直延续至元代，有千年之久。元代以后，莫高窟停止开窟，由此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1900年，一位名叫王圆箓的道士无意间在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洞内大量的古代文书、经卷、绢画、法器因此重见天日。然而，这些年代悠久的文化瑰宝最初并未获得官方的重视，更遑论保护与修缮。

  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欧洲兴起中亚地区探险考察热潮，英法德俄等国的考古探险家蜂拥而至。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正在进行第二次中亚探险之旅。途中，他抵达敦煌，从王道士手中低价买走数以千计的经卷和数百幅绢画。这是敦煌文物首次流散海外，亦是“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1930）的肇始。翌年，身为法国中亚考察队队长的伯希和也来到了敦煌。伯希和精通汉语，是著名的汉学家。他在藏经洞里待了三周时间，最后把用尽心思挑选的六千余卷敦煌文书和众多佛画运回法国。时值清王朝风雨飘摇之际，这些敦煌文物的流失并未立刻引起中国社会的关注。1909年，伯希和抵达北京并向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展示了部分敦煌文献，莫高窟受到了中国学界的重视。

  当时，有一位寓居北京的日本青年闻讯登门拜访伯希和，成为第一个亲眼见到敦煌文书的日本人。此人名为田中庆太郎，1880年生于京都，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学校（现在的东京外国语大学）汉语系，在东京经营一家颇具名气的汉文古籍书店“文求堂”。上世纪三十年代，流亡日本的郭沫若是通过文求堂出版了诸多中国古代社会及甲骨文相关的研究著作。

  深谙古籍价值的田中随即以“救堂生”的笔名，在北京日侨发行的《燕尘》杂志上发表了一则题为《敦煌石室中的典籍》的文章。此外，他和罗振玉分别将敦煌文书的消息告知了京都的两位旧友——时任京都帝国大学（今京都大学）教授、后来的日本汉学研究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当年11月，日本主流报纸《东京朝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同日刊登了关于敦煌文书的报道《敦煌石室藏品》。是月，京都帝国大学史学研究会在京都府立图书馆举办第二次大会，展出了罗振玉从中国寄来的敦煌文书照片。多名教授学者与会并发表关于敦煌及中亚的学术报告。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就此拉开帷幕，京都帝国大学也随之成为该领域的学术重镇。

  1910年，在罗振玉等学者的推动下，清廷学部下令将莫高窟剩余敦煌文书运送至北京保管。同年8月，京都帝国大学派遣内藤湖南、狩野直喜、小川琢治、富冈谦藏、滨田耕作五名学者前往北京，对文书展开为期近两个月的调查研究。进入大正时代（1912-1926）后，日本的敦煌学研究者开始纷纷远赴伦敦和巴黎，考察流落当地的敦煌文书。与此同时，罗振玉和王国维于1911年年末受邀东渡。在之后的数年间，罗王二人一直客居京都，与日本学者一同推动敦煌学的研究和交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佛教净土线代法主、大正天皇的连襟大谷光瑞凭借西本愿寺的雄厚财力，在1902年至1914年期间三次向中亚等地派出“大谷探险队”。在第三次“西域考察”时，大谷光瑞委派弟子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进入莫高窟，将部分经卷、壁画等文物带回了京都。这些“大谷收集品”让之前只可以通过照片或文字描述感知敦煌的日本人生平第一次见到了实体文物。

  只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在日本兴起的这股敦煌学热潮更多地还是局限于学术界内部，日本普通大众真正感受到敦煌的存在则要等到1958年。是年1月，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每日新闻社在东京日本桥的“高岛屋”百货公司共同举办“中国敦煌艺术展”，首次在日本展出敦煌壁画摹本。这场展览相继在东京和京都两地举办，前后共有十万人次观展。在这些观众之中，除了翌年开始在文学杂志上连载小说《敦煌》的井上靖外，还有两位日后与敦煌结下不解之缘的年轻人。一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参与制作中日合拍纪录片《丝绸之路》的庆应义塾大学中国文学专业毕业生田川纯三，另一位就是后来两度当选东京艺术大学校长且与东山魁夷齐名的日本画家平山郁夫。

  1930年6月，平山郁夫生于广岛县一户延绵了三百余年的旧家。家中兄弟姐妹九人，平山排行老三。1947年，自幼喜爱绘画的少年平山考入东京美术学校日本画专业预科班，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那是日本战败后的第三年，整个国家正处于由麦克阿瑟率领的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的统治之下。崇美贬日成为社会主流风气，像日本画这样的民间传统文化自然难以与作为舶来品的西洋油画相提并论。身处那样的时代，平山郁夫为何会选择报考日本画专业？在自传《悠悠大河》（佼成出版社，1980）中，平山坦白说自己虽然自幼喜爱绘画，但起初并未动过走艺术这条路的念头，反倒是想向东京大学法学系的兄长看齐，后来是舅外祖父清水南山引领他走进了日本画的世界。

  说起来，清水南山不仅是平山郁夫的长辈，同时也是他的校友。1891年，十六岁的清水考入东京美术学校日本画专业。在他的同班同学中，有一位日后执明治画坛之牛耳的人物——菱田春草。清水深知，若论绘画功力，自己恐怕一生难以望其项背。于是，他中途转班去了雕金专业。尽管清水之后成了一代雕刻大师，并在母校长期担任教授一职，但其内心始终未能放下对日本画的执念。正是在清水的强烈推荐下，当时寄宿在他家中的平山才去报考了日本画专业。清水告诉平山：“无论战争是胜是败，都与文化的好坏优劣没关系。好的就是好的，美的就是美的。拿出自信，去画日本画吧！”（摘译自《悠悠大河》）

  就在平山郁夫入读东京美术学校的第二年，清水南山离开了人世。但在平山的大学生涯中，他一直牢记这位舅外祖父生前的嘱咐——要广泛涉猎文学和哲学书籍，下狠功夫临摹古画，尤其是佛画。1949年，东京美术学校与东京音乐学校合并为东京艺术大学。三年后，平山以日本画专业第二名的成绩毕业，留校担任美术学院助理，师从前田青邨教授，由此正式迈出成为画家的第一步。当时，与他一起就任助理的还有昔日同窗好友、日本画专业首席毕业生松山美知子。两个志趣相投的年轻人互生好感，不久便进入婚姻并先后生下一儿一女。

  但是，彼时摆在平山郁夫面前的绝非是一帆风顺的婚后生活。工作的不稳定和生活的拮据使得一家四口只能寄居在东京板桥区一间面积不足十平米的逼仄公寓里；进入日本画领域多年却仍未能找到符合自己的画风和创作主题；再加上，十五岁那年在广岛爆炸中九死一生的经历慢慢的出现后遗症，体内白细胞数量急剧减少，头晕乏力更是成了家常便饭。毫无疑问，那是平山郁夫人生中的至暗时刻。不过，也正是在此时，一个新的转机悄然到来。

  1959年5月,国际奥委会慕尼黑大会决定,由东京承办1964年奥运会。东京成为首座举办奥运会的亚洲城市，这一消息掀起了日本媒体争相报道的热潮。其中，《朝日新闻》一则讨论奥运圣火能否沿着丝绸之路传递的报道，无意间进入了正饱受身心煎熬的平山郁夫的视线。在此之前，平山创作的多是取材自故乡濑户内海的风俗画，但当他在报纸上看到“丝绸之路”这四个字时，脑海中便不由得浮现出一个具象化的场景——跋涉于丝路上的求道僧历经千辛万苦后抵达沙漠绿洲。平山郁夫的成名作《佛教传来》就此诞生。这幅描绘了唐代高僧玄奘西行求法归来的作品成功入选当年9月的“院展”（日本美术院的公募展），并由此开启了平山创作丝路主题作品的绘画生涯。

  三年后，平山郁夫赴欧留学，遍访意大利、法国、英国、荷兰和德国，从事东西方宗教画比较研究。这段为期半年的游历，不仅让平山近距离感受到西方宗教画与基督教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通过日本画呈现佛教流传史的决心。1968年，为了追随一千三百多年前玄奘西行的脚步，平山郁夫前往印度、阿富汗、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巴基斯坦。与平山携手同行的，是他的妻子美知子。当初，两人结为秦晋之好时，身为媒人的前田青邨就对美知子说：“夫妻二人如果一同从事绘画工作，那么将来肯定会出现一个人拖另一方后腿的情况。所以，你放弃画画吧。”（摘译自《悠悠大河》）自那以后，美知子便当起了贤内助，陪着丈夫在数十年间踏上百余次丝绸之路。

  1968年的这趟中南亚之旅能够说是平山郁夫创作生涯中的另一个起点。从这一年开始，平山化身为“当代玄奘”，几乎年年都会前往丝路沿线国家，孜孜不倦地追寻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印迹与日本文化的源头。不过，在刚开始的几年里，他一直未能探访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西安。直到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事情才出现了转折。1975年，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组织日本美术家代表团访问中国。身为东京艺术大学教授的平山郁夫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跟团走访了北京、上海、西安等城市。自此，平山开始频繁往来于中日之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留下了《西藏布达拉宫》《楼兰遗迹》等经典画作。

  1979年，“平山郁夫日本画展”在北京和广州两地举办。平山成为继东山魁夷之后第二个在华办展的日本画家。同年，他抵达丝路重镇敦煌，见到阔别多年的友人、敦煌文物研究所（现在的敦煌研究院）所长常书鸿，实现了临摹莫高窟壁画真迹的夙愿。而此时，距离平山在东京那场中国敦煌艺术展上看到莫高窟壁画摹本，已逝去了整整21年。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伴随着中国打开国门，日本民间兴起了一股赴华热。其实，早在1964年4月，即东京奥运会开幕的半年前，日本政府就已放松外汇管制，出台海外旅行自由化政策，开始向国民发放以出国旅游为目的的护照。但当时能够从日本进入中国的，仅限于一些中日友好团体及个别行业的代表团。直到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日本普通民众才得以参加指定的旅行团赴华参观。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以敦煌为代表的丝路热潮开始在日本社会蔓延。

  若要追溯日本这股丝路热潮的源头，那自然是二十世纪初叶以来学界薪火相传的敦煌学研究。不过，真正推动丝路热潮“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还得归功于大众媒体的传播。像井上靖、司马辽太郎、陈舜臣等历史小说家出版的那些脍炙人口的中国游记及西域题材小说自不必言，日本放送协会（NHK）1980年开播的十二集大型纪录片《丝绸之路》更是一代人经典的丝路回忆。据NHK官网的“NHK Archives”栏目介绍，自第一集《遥远的长安》开始，这部纪录片每集收视率都高达20%左右，能够说是好评如潮。随后，NHK又分别于1983年、1988年拍摄制作了纪录片《丝绸之路第二部》和《海上丝绸之路》。

  如今，当我们回望1988年，显而易见那一年不仅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十周年，同时也可以称为日本的“丝路之年”。除《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播外，4月，奈良丝绸之路博览会开幕，在为期半年的展期内，共吸引了六百余万人次前来参观；6月，改编自井上靖同名小说的电影《敦煌》上映，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票房佳绩；8月，竹下登首相访华，承诺将提供第三批政府贷款，并无偿援建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1994年竣工）。当时，力荐竹下登访问敦煌并陪同左右的，正是翌年当选东京艺术大学校长的平山郁夫。

  其实，自1979年的首次敦煌之行后，平山郁夫就开始为中日之间敦煌文化的交流与传承穿针引线。他在《生生不息》（角川书店，1996）中写道：“敦煌深深地激发了我的创作动力，让我得以画出满意的作品。我要尽己所能去回报这份恩情。”1982年，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平山作为敦煌石窟学术调查团一员重访敦煌，与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段文杰会面。这是平山“思考怎么样助力保护敦煌壁画这一世界级文物的第一步”（平山郁夫著《永远的丝绸之路》，讲谈社，2000）。随后，平山率领东京艺术大学敦煌学术调查团前往敦煌，对莫高窟展开三次实地调研（1983年、1985年、1987年），从而推动日本政府拿出十亿日元资金援建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在第三次实地调研中，平山意外地发现，莫高窟第220窟壁画在画法、配色和构图上，都与二十年前自己修复的奈良法隆寺金堂的一幅壁画如出一辙。由此，他确定奈良就是丝绸之路的东方终点。

  在1983年至2003年的二十年间，平山郁夫与同校教授福井爽人相继带领该校研究生院日本画专业的学生前往敦煌进行研修访问和临摹写生。这些学生临摹作品后来被东京艺大所在地东京都台东区的区政府收藏至今。此外，平山还一手促成了东京艺大与敦煌研究院之间的人才培养合作。据《敦煌研究院和东京艺术大学——37年的交流与未来》（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刊行，2022）统计，从1985年至2022年，敦煌研究院共派遣55名人员前往东京艺大，在日本画、艺术学、保存修复等研究室从事莫高窟壁画保护的相关研究。这些研修人员学成归国后，“成为不相同的领域的骨干人才和领军人物，为推动敦煌文物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樊锦诗语）。

  回首平山郁夫七十九载人生路：出资成立敦煌学术基金、担任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参与修复南京城墙、在中国西南边陲建造希望小学……这不由令人想起京都大学名誉教授长广敏雄在《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一卷》（平凡社，1980）卷首写的一段话——“从昭和十三年到二战结束前一年（昭和十九年）的七年时间里，我们的石窟当地考验查证始终没间断。”百余年来，几多时代变迁与际遇沉浮，那些在自己热爱的领域深耕不辍的人们，从未停下他们前行的脚步。平山郁夫如此，吾辈也应如是。（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