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人类能穿着典雅的黑礼服，在中国，人类能穿着喜庆的唐装，而在神秘且富庶的阿拉伯世界，在举世瞩目的场合穿上一件高贵长袍，是对球员的极高礼遇，也是对来自东方中国古老珍贵丝绸的认可。

  丝绸是中国的特产，古代劳动人民发明并大规模生产丝绸制品，更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东西方大规模的商贸交流，史称“丝绸之路”，卡塔尔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环。从西汉起，中国丝绸逐渐传播至全世界，被各地的民众所喜爱，被当成财富、地位、荣誉的象征。关于“丝绸之路”的历史也是十分悠久的，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武帝时期。在当时，丝绸之路其实是为政治目的而生的，并非商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当时的汉武帝为了联合 西域诸国共同抵御北方日益强的匈奴，特地派遣了 张骞作为大汉使者前往 西域。张骞一行人带上了汉朝所特有的 “名器”丝绸前去拜访，这也就是为什么称之为“丝绸之路”的原因所在。后来随着中原与西域的交往越发密切，丝绸之路的功效也慢慢变得多。不仅多次为国家的政治联盟服务，还为中原与西域的通商提供了来往途径。 在古老的西方，达官贵族争相购买轻薄又昂贵的丝绸，这导致了财富的大量外流，曾一度引起了西方统治者的恐慌，甚至下令禁止民众穿戴丝绸，但最终不了了之——无论身处世界何地，民众对丝绸拥有着同样的热情。

  据史料记载，西汉丝织品不仅畅销国内，还途经西亚行销中亚和欧洲。 罗马与中国的交往主要发生在以洛阳为都的东汉时期,而丝绸也在中罗两国的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说到此处，也就必须提及运送丝绸的运输通道——“丝绸之路”了，丝绸之路是中国到罗马主要交换生产物资的重要通道，两国通过丝绸之路来往的商人可带着自己的物品来进行交换购买。有时，在中国被视为是平常的物品的东西在罗马却被大受追捧，丝绸也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丝绸因为受到了许多罗马贵族的喜爱，价格被哄抬到了一个常人很难来想象的地步。并且在这一时期曾经大量的出现在罗马的艺术绘画之中，在此后罗马被分为了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也依旧如此。也因为如此，丝绸也可以被称作是见证了东罗马即拜占庭帝国兴衰的“软黄金”，更是一度可当作对外交易的货币来使用。

  远古时期，人们居无定所，四处为猎，食不果腹，从树上发现一些虫儿的“牢笼”，将其中虫蛹食下，这大概就是人类和蚕儿最初相遇的方式吧。随着生产力进步，人们开始种植庄稼，逐渐定居下来，不再四处奔波。人们发现那些虫子的丝状物有其他用途——完整的蚕茧可以拉成一根蚕丝，可拿来编织衣服，于是人们便将像鸟粪模样的蚕虫（古野桑蚕）从野外带回家中饲养起来，却很难有效限制蚕虫逃跑，毕竟野蚕是有野性的，它们中的一部分永远消失在了人类丝绸史的长河，只有那些温顺的、乖张的蚕儿，习惯了人类的投喂，吃个饱饱，吐丝结茧。

  今天我们见到的蚕宝宝可以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人们印象中的白茧白蚕（商用蚕），用中国和日本的优良品种杂交选育后的第一代，丝质和体质均得到改良，体现了杂交优势。丝胶粘住了蚕丝，蚕茧在热水中浸泡后才能抽丝，蚕蛹则在抽丝结束后落入水中，进入餐厅，上了饭桌。

  蚕儿是一种纯粹的小动物，它们吃下桑叶，吐出蚕丝，终其一生都是为满足人们不断的索取而存在，唯有那些光鲜明亮的丝织物品不断提醒着人类，这些小生命也曾短暂来到过这样一个世界。除了商用白蚕外，还有一类观赏蚕，或者叫宠物蚕，它们得到上天眷顾，或有华丽的花纹，或有好看的茧色，都是自然演变而来，并非吃下人造色素产生的变化。蚕儿被宠物爱好者一代又一代饲养，不愧是吃饭睡觉完全不愁的宅虫。

  家蚕已被人类彻底驯化，所以野外只存在丑萌的野蚕，形态各异的家蚕则在众多科研机构繁育，被当作珍贵的遗传素材保留下来。无论蚕儿长相如何，蚕茧如何，它们都是桑蚕。作为单一物种，蚕儿特殊的生存方式产生了人为的地理隔离，差异特征并未改变食性和习性，相互之间能随意杂交，十分有趣。这下我们明白了，人类养蚕通常只养到蛹（蚕茧）阶段，想获取蚕丝则必须煮茧，于是蚕蛹结束了生命，未能繁衍后代。不过，人们总会保存一部分蚕蛹，让其继续发育为蚕蛾，并产下足够多的蚕卵，蚕儿才算完成了作为一个物种繁衍后代的重要使命。蚕儿的一生十分短暂，从卵发育开始，到孵化，到结茧，到化蛹，到变蛾，到产卵，再静静等待生命结束，整一个完整的过程不超过60天时间，还不如一个孩童的暑假。刚产下的蚕卵是米黄色的，通常会在几天时间内逐渐变黑，短期内不再孵化，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季，待到来年三四月份，春暖花开，桑树发芽，蚕卵便具有了孵化活性，最终发育为蚕宝宝，新的轮回开始了。

  古丝绸之路打开了各国友好交往的新窗口，书写了人类发展进步的新篇章。中国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千年‘鎏金铜蚕’，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千年沉船‘黑石号’等，见证了这段历史。”2017年5月14日上午，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被领导人提到及“鎏金铜蚕”这件珍藏在陕西的珍贵历史文物。“鎏金铜蚕”虽已跨越千年，但它所“讲述”的丝路故事和代表的丝路精神，仍备受关注。

  1984年12月，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谭家湾农民谭福全带领全家人在池河淘金时，无意间淘出一条金光灿灿的蚕，周围伴有五铢钱若干。这只蚕通长5.6厘米，胸围1.9厘米，胸高1.8厘米，首尾9个腹节，体态逼真。后这枚金蚕被专家鉴定认定为西汉时期国家劝课农桑的最高奖品鎏金铜蚕，它是迄今国内首次发现，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在中国历史典籍中，很早就有关于金蚕的记载，比如晋代陆翙的《邺中记》就曾提到，永嘉末年，在春秋霸主齐桓公墓中发现“金蚕数十箔，珠襦、玉匣……不可胜数”……史传笔记中所提到的“金蚕”究竟长啥样子，一直到这只汉代鎏金铜蚕的出土，才算有了实物佐证。鎏金铜蚕的出土，将陕西石泉县养蚕的历史推前到汉代。

  一只小小的蚕儿，为何会成为鎏金铸铜的原型？这与当时的生产生活不无关系。据考证，“鎏金铜蚕”是历史上时间最早的（西汉）、级别最高的皇帝（国家）奖品。在石泉出土的这枚“鎏金铜蚕”，正是西汉时期皇帝褒奖蚕桑生产的御赐奖品。它的问世，不仅说明汉代陕西地区的养蚕活动已形成了相当规模，也成为汉代丝绸业和丝绸之路的重要象征和实物见证，印证了丝绸之路的起点是长安，而丝绸之路的源头在陕西安康石泉一说。因此“鎏金铜蚕·丝路之源”也成为新时代石泉县的一大文化品牌。

  中国西汉时,“文帝(刘恒)躬耕，景帝（刘启）亲蚕，励精图治，一意农桑。”特别是景帝刘启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在全国“诏劝农桑，禁采黄金、珠玉。”养蚕缫丝业已发展到高峰，朝廷置蚕馆、地方设蚕官，大的作坊均归官府经营，有的织工达数千人，陕南汉江流域“耕桑者益多”，丝织品颜色鲜艳，花纹多样，做工极为精致。而安康石泉县蚕桑生产更是始于商周，鼎盛于汉唐。据《兴安州志》《石泉县志》记载，古代石泉“汉江两岸，直河川道，桑树密植，男耕女织，处处可闻机杼之声。”“耕桑之富，甲与陕南。”“蚕桑之利，尤以石泉为甲”。“鎏金蚕”的出土地谭家湾位于贯穿石泉南北的子午古道，它便古代西域丝绸之路的源头线之一。这是石泉重要的文化符号和标志，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化。

  “户种一亩桑，柴米油盐不用慌。”“密植桑、简养蚕，十七八天见现钱。”这些流传在陕西安康石泉县农村关于蚕桑的顺口溜，既形象地道出了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对蚕桑产业的依赖，也说明了蚕桑产业对经济增收、脱贫致富、乡村振兴具有“用时短、见效快”的特点。很多农户还能利用省下的时间，出去打工、干零活，收益翻翻。多年来，石泉境内池河及汉江流域沿岸，桑树密布，全县现有桑园面积7万多亩，养蚕农户近万户，是中国蚕桑之乡、西北蚕桑第一大县。石泉兴桑养蚕从第一产业出发，已形成育苗植桑、制种养蚕、烘茧缫丝、捻丝织绸到蚕桑副产品系列开发，以及产、文、旅融合的完整产业链，开发有丝绸服饰、富硒蚕桑食品、日化功能用品等系列新产品30余个，培育天虹蚕种、鎏金蚕蚕丝被等6个名优品牌，2021年，石泉发放蚕种7.2万张，蚕茧产量3302吨，农民蚕桑产业综合收入4个亿，规模以上丝绸工业产值16亿元。“石泉茧丝”“石泉蚕桑茧”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被中国蚕桑学会授予“中国蚕桑之乡”称号。其中“石泉蚕丝”还入选进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保护名录。

  “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国桑蚕丝大多分布在在华东、西南，川北、陕西等主要产区，随着近代蚕桑养殖技术大幅度提高，加工工艺日益完善，人们对丝绸产品的追求，蚕丝被成为任何人都能买、享用的优质床品。现今，中国变成全球上最大的丝绸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2021年线%，占我国纺织品服装进出口总额的0.50%。2022年1-8月中国线%，占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的0.58%。

  最后，我们恭喜梅西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大力神杯，四年一届的世界杯何尝不是一次又一次的轮回，与蚕的奉献一样，生命在此奋进、拼搏，迸射光芒，就像那熟悉又陌生的蚕儿，一直都是我们生活中的不倦话题，再次续写“一带一路”丝绸之路上的美丽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