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北麓的月牙泉，如一弯皎洁的新月，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范吉孝摄

  驼铃声声，羌笛悠扬。遥想当年，一支支货运驼队走出了一条崎岖之路——东起中国古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蜿蜒向西一直抵达中亚、西亚、欧洲国家的大小城镇，也由此走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贸易之路、对话之路、和平之路和发展之路。

  2000多年过去了，在这条由德国地质学家、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的“丝绸之路”上，人们或许只能看到残垣断壁、斑驳的石窟，甚至是沧桑的土墩。但沿线各国和各地区人民之间的友谊、文化互鉴、商贸流通等依然延续，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薪火相传。

  作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大通道，丝绸之路的价值体现在它不仅开启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交流时代，沟通了世界东西方的商贸、科技和文化等，同时它也促进了中华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历程中发挥了重要凝结作用。

  古代丝绸之路最初是一条商贸之路。沿线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在经济上互通有无，是其沟通交往的原始动力。古往今来，伴随着经贸往来和政治经略，丝绸之路也成为沿线人民生活和文化等交汇融合的大舞台，成为文明交流的大通道。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的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之墓，是殷墟考古发掘以来发现的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令人惊奇的是，经过鉴定，地处中原的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大批玉器“大体上都是新疆青玉”，且“所发现的3件小型玉雕经鉴定都是新疆籽玉”。籽玉乃俗称的“羊脂玉”，是品质最优的和田玉。根据历史记载和国内外考古工作者从地理和文化等方面的考证，和田玉经过河西走廊，遂而一直向东转运，至公元前13世纪，终于被运送到殷都（今河南省安阳市），成为中原帝王皇宫最珍贵、最精美的宫廷用玉，这也是大量新疆玉在妇好墓出土的原因和答案。

  这些散落在历史中的雪泥鸿爪让我们正真看到了中原和西域之间有着比丝绸之路历史更为久远的往来，也由此探究另一条通道——贯穿东西的“玉石之路”。汉代在甘肃设置的玉门关就是以运输玉石而得名。丝绸之路兴起后，新疆玉料更是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原，成为丝路贸易的重要内容。

  考古事实上，早在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以前，月氏、乌孙及北方的匈奴等游牧民族便已经在河西走廊沿线游牧迁徙，并且踏出了一条贯通亚欧大陆的草原通道，充当了早期沟通东西方贸易的主角。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将张骞出使西域的壮举誉为“张骞凿空”，其核心意义在于官方的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东西文化交流正式开启。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许多西域人沿着张骞等人的路线来到中原地区，大大促进了两地的商贸发展。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商人前赴后继来到中原是因为“其欲贾市为好”。当时，西域的物品在中原地区非常受欢迎。中原和西域的交往正是在这种互通有无之中得以不断深入，构建起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的关系。其中，“汗血宝马”曾经在汉代丝路关系中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汉朝对大宛进贡的“汗血宝马”极为看重，甘肃敦煌郡作为负责接收贡品的首个驿站，在迎接“宝马”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诸如此类，从丝绸之路沿线发掘的各类钱币，《后汉书》《隋书》《三国志》《高僧传》及敦煌遗书等文献记载可知，历史上，丝路沿线各国、各地区间的往来、贸易不断。《隋书·食货志》记载北周时期“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这一时期河西走廊商贸经济的繁荣还可从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得到最直接的反映，北魏290窟、西魏285窟、北周296窟窟顶绘制的壁画中均有大量的世俗生活场景。如壁画《福田经变》就描绘了中原商队与西域商队相遇的生动场景。

  政治上的经略是促进丝路交流的根本保障。西汉时期，张骞肩负使命，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出使，张骞带回来关于西域各地的地理、民俗、物产、军事等重要信息，促进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往来，也为汉朝治理西域打下了坚实基础。

  继张骞凿空之举后，东汉使臣班超对西域地方实现了更强有力的管辖。出使西域30余年，班超功绩卓著，且待民众宽爱有加、宅心仁厚，与当地各族百姓培养起深厚的感情。

  隋、唐时期，中国结束分裂局面，国力空前强大。加强对外交往、维护丝绸之路畅通已是共识，并且制度上也有了进一步的保障。隋炀帝十分重视经营丝路。他曾命吏部侍郎裴矩统管丝路贸易，招徕西域商客。裴矩多次出使西域，所撰《西域图记》记述了当地的基本情况。隋炀帝还亲自西巡至张掖，召见了高昌、突厥等27个地方政权的首领等。

  唐朝唐太宗重新打通丝绸之路，建立安西都护府（后又设立北庭都护府）。“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唐汉风。”随着唐朝的全面强盛，丝绸之路也进入全盛期，凉州、敦煌等河西走廊的城廓商贾云集，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伴随着经济往来的绵延不断和政治治理的不断强化，在这条走廊上，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中华各民族文化融通互鉴的脚步从未停息。

  中原、江南以及巴蜀的名茶不仅输出到西方，也传入西域、青藏高原与漠北，饮茶慢慢的变成为北方与西部民族的习俗。在西夏与宋的贸易中，“惟茶最为所欲之物”。同时，西域和中亚、欧洲的物产和文化传入内地，比如今天随处可见的石榴、葡萄、胡葱、胡萝卜、大蒜、菠菜、芫荽、苜蓿，都是汉朝时从西域传入的。到了唐朝，丝绸之路的东端终点长安、洛阳成为西域文化的荟萃之地，上至宫廷、下至百姓无不受西域文化的影响，穿胡服、习胡俗、食胡饼、听胡音成为时尚，正所谓“洛阳家家学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在唐朝著名的十部乐中，西域音乐就占五部。

  丝绸之路密切了我国各民族关系，也密切了东西方关系。宋朝，中国的茶叶和丝绸被大量贩运到西方，西方的乳香、硇砂、玉石、珊瑚、玛瑙、琥珀、琉璃等被大量转售到中国。元朝时，中西交通空前畅通，中国的雕版与活字印刷术、火药等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欧洲，欧洲和阿拉伯的天文、数学、医药、建筑等科学技术也传入中国。

  古代丝绸之路是一条贸易之路、一条文明对话之路，更是一条友谊之路，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种精神薪火相传，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是促进沿线各国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是东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和平合作是前提。丝路精神根植于深厚的中华文明，和平合作是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外在表现。“和”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以和为贵是中国的处世原则和治世哲学。

  自公元前140多年的中国汉代，张骞带领从长安出发的和平使团，打通东方通往西方的道路开始，一代又一代“丝路人”架起了东西方和平交往的桥梁。历史上，尽管丝绸之路有多次“断”的时期，但丝路上的交流始终在进行。嘉峪关、酒泉墓葬中的壁画和画像砖上的内容，青海都兰出土的吐蕃时期文物，都是中西方交流不断的证明。

  唐朝时期，中国的疆域辽阔，陆上丝绸之路东段和中段都在其范围以内。为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及过往商旅和使者的安全，唐朝在重要据点上都驻扎有护卫军队。唐朝丝路沿线完善的行政机构和军事建置，为丝绸之路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和军事保障。所以才有边塞诗人岑参描绘的“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以及元稹笔下的“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的丝路繁荣景象。

  开放包容是保障。历史告诉我们，文明在开放中发展，民族在交融存。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中国和世界联系在一起，各民族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汉唐时期，中国更是以恢宏的气度向世界展开胸怀，荟萃各种文明，促进自身文化繁盛。中西方交往加强，各国使节往返频繁，河西走廊的敦煌、武威等地变成了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的咽喉重镇，敦煌文化成为中国、印度、希腊和四大文明体系交汇融合的结晶。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文化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极强包容性体现在每个方面。比如，“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就是一个缩影。中华文化开放的特征、多元的形态，注定了其必然有广博的包容性，包容性是中华民族显著的文化特征。包容不是同化，也不是消灭，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起发展、并存创新。

  互学互鉴是路径。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通商易货之道，更是一条知识交流之路。张骞两次出使，向西域传播了中原文化，也引进了各种西域物产及文化。作为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的活跃期，唐朝通使交好的国家多达70多个，长安城里来自各国的使臣、商人、留学生成群结队。这些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促进了中华文化远播世界，也促进了各国文化和物产传入中国。

  近古以来，在中亚、西亚、南亚、东北亚、东南亚、非洲等地发现了数量众多的中国古代文物。如在阿富汗、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发现了汉唐时代的中国丝绸等；印度和巴基斯坦、非洲东海岸肯尼亚等地发现了宋元时代的中国瓷器等；东北亚的朝鲜、韩国、日本与东南亚的越南等地出土了青铜器、五铢钱、铜镜、印章、瓦当、丝绸、瓷器等中国古代文物。这些遗存是中国人走出国门或者是外国人来华的历史见证。通过丝绸之路，各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实现了交流和对话；通过丝绸之路，中国走向了世界，不同文明实现了交流互鉴。

  互利共赢是根本。古丝绸之路见证了陆上“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盛况，也见证了海上“舶交海中，不知其数”的繁华。在这条大动脉上，资金、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商品、资源、成果等实现共享。丝绸之路成为沿线国家一条一起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的友好合作之路。

  在历史的跌宕起伏中，丝路贸易固然会在某一区域、某一时期或因某一突发事件受一定的影响，但由于东西方贸易的经济格局和经济利益的巨大吸引，不管是陆上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对新的贸易路线、新的贸易伙伴和新的贸易方式的努力长期处在不断延续和发展之中。例如北宋时期，吐蕃扼守河西走廊凉州和丝绸之路南道，通过贡赐贸易、边境贸易和城镇市场贸易等多种形式，与中原及周边地区建立了密切的商业贸易关系，形成了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共同市场，丰富了经济生活，推进了丝绸之路的发展。西北地区因此也成为一个繁荣兴盛的商贸区域。控制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吐蕃政权对使团、商队实行保护政策，从而确保了对外贸易依旧通畅。

  2000多年来，尽管多次经历血与火的洗礼，但驼铃声声，舟楫相望，丝绸之路从未完全中断。尽管古代交通和技术条件远逊于今，但商人、学子、使节排除艰难险阻，跨越万水千山，以极大的毅力和勇气开辟和经营丝绸之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国家有大有小，但都因丝绸之路受益匪浅。进入21世纪，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丝绸之路展现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更显重要和珍贵。

  2013年9月和10月，习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倡议，被合称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周边外交的大手笔，“一带一路”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沿线多个国家和地区，是目前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提高最快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具潜力、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在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沿线各国无一例外地面临深化产业体系调整、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展开多层面宽领域国际合作的愿望和诉求，同时也不同程度面临资源短缺、粮食安全、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网络攻击、环境污染等多种问题，这样一些问题制约和影响各国各地区的发展。积极应对挑战，已成为全世界共识。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沿线国家发展经济、维护稳定、改善民生的现实需求，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成为推动当今国际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方案”。

  古代丝绸之路深厚的历史积淀，具备极其重大的实践价值，它不仅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思想源头，而且是共建“一带一路”的行动基础。回顾“一带一路”的发展史，我们显而易见，无论是古丝绸之路，还是如今的“一带一路”，其身后的意义价值，都是始于经济贸易，而又远超于经济贸易，在“一带一路”的铺设中，一种独特的、蕴藏东方智慧的、和平互惠外交精神，正在感染着慢慢的变多的人。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必须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遵循平等、追求互利，让沿线国家和人民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起更加紧密、更高效的联系，与沿线国家形成持续稳定、相向而行、协调一致的政策行动；把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长期目标，与沿线国家一道久久为功，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尽管古代丝绸之路曾经的辉煌慢慢的变成了历史，但它所凝练的价值理念为共同绘制好“一带一路”建设精谨细腻的“工笔画”，厚植了根基、提供了源泉、注入了动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需要所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参与，也需要从古代丝绸之路优秀历史背景和文化遗产中汲取养分，从而使“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更牢固、步伐更加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