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服饰
丝绸文化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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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轩辕皇帝的元妃嫘祖,乃西陵氏之女,妥妥的世家豪门,既然是大家闺秀,自然有时间有精力,一有时间一有精力就不得了,闲暇之时,发明了养蚕取丝,史称嫘祖始蚕。但现实中丝绸究竟是何时被发明尚具争议。毕竟是上古传说之中,缺少考古加持,更不提文字记载了。

  西阴村所处的时代为仰韶时期(距今约5600—10000年)为人们研究丝绸起源提供了实物。因为当年的挖掘行动,发现了半个人工切割的蚕茧。为丝绸的研究提供了无法抹杀的实锤证据。

  1973年草鞋山文化遗址也发掘了丝绸织品以及陶制纺轮、骨制梭形器、木制绞纱棒等纺织工具和缝纫工具,说明该区域的先民,早在五、六千年前就懂得了纺织的专业方面技术!1958年,在浙江湖州钱山漾新石器遗址中,出土了丝线、丝带等丝织物品,其中的丝织品经鉴定是以家蚕捻合的长丝为经纬交织而成的平纹织物,其表面细致光洁,丝缕清晰,显示江南地区的先民在五千年前就完成了从认识野蚕、利用野蚕茧丝到驯服家蚕并掌握缫丝织绸技术的历史过程,为世界早期丝绸文明留下了重要的佐证。

  1959年,在吴江梅堰镇的新石器遗址中,发掘出土和采集了诸多遗物,其中有扁平圆形纺轮七件。在出土的陶器纹饰上,有两条蚕形纹饰,说明当时有了蚕桑的生产。经鉴定,它们的历史距今四千年以上。

  商代农业有了很大发展,蚕桑业开始形成规模,文字和考古双双加持证明出现了提花丝织物。提花织物的出现,说明了丝绸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度。

  西周时期,政府开始对手工业生产进行了组织管理,丝绸生产技术比商代有所进步,但进步不大。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为维持统治,各国都进行了富国强兵的改革。

  既然有政府的扶持,春秋时期已发展的十分好了。到了战国,居然出现了,出现了

  技术大的发展,自然带来了很多美丽的故事,像最美丽的女子西施在被献于吴王夫差之前, 曾在家乡苎萝村养蚕织帛, 常洗纱于村旁江边。后人在江边立石纪念, 刻“浣纱”二字, 还在附近建“浣纱亭”。这一美丽的历史传说, 成了当时越国乡村已生产丝织品的佐证。

  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处于初步巩固与发展的时期,秦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为汉代的强盛奠定了基础。汉初规模宏大的官营丝绸业主要满足宫廷与官府的需求;民营丝织业也有了较大发展。丝绸产区较商周时期有所发展。西汉时期丝绸的生产重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东汉时期开始,西南地区的蜀锦成为全国闻名的丝绸产品。

  秦汉时期,强有力的政府打通了陆上丝绸之路,中国的蚕丝与丝绸源源不断地通过丝绸之路输往中亚、西亚并到达欧洲。

  这件大家都在历史书上看到过的衣服,已经超越了现代科学技术,江南织造总局花了20年的时间,也未达到当年的高度。

  感谢马王堆的发掘,让我们见识了2000多年前的丝绸技术是如何秒杀今天的。

  汉末三国时期, 被躲避战乱,浙江杭州(当时属于吴国)那边去日本的人很多, 其中有大量的织工和裁缝, 日本人称之为“吴织”。到日本聚集的地方叫“吴原”, 从杭州输入的丝织品叫“吴服”。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绵不绝,国家长期分裂,政权频繁更替。剧烈的社会动荡、复杂的政治格局、持续的民族交融、广泛的国际往来,丝绸生产虽发展艰难,但内涵丰富,面貌多样。江南地区的丝绸业有了新的起色,经过南朝的经营而进一步得到发展,为唐代中期以后江南丝织业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总的来说国家强盛、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尤其是文化上的开放,显示了这一时代雍容大度、兼蓄并包的风格。丝绸业也在这一社会基础上出现了发展高潮。当时重要的丝绸产区有三个:一是黄河流域,二是四川巴蜀地区,三是长江下的东南地区,基本形成三强鼎立的局面。安史之乱后,江南地区的重要性大大增强。此外,西北地区丝绸的发展在边远地区中首屈一指,并表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

  唐朝丝绸的生产组织分为宫廷手工业、农村副业和独立手工业三种,规模较前代大大扩充。同时,丝绸的对外贸易也得到巨大的发展,丝绸贸易的兴盛导致了丝绸技术的外传,至7世纪,东起日本,西至欧洲,西南到印度均有丝绸生产,基本奠定了日后蚕丝产区的格局。

  至次,中华大地垄断了几千年的技术被打破了,每每想到此处,我依旧是觉得有点遗憾。

  宋元时期,出现了宋锦、丝和饰金织物三种有特色的新品种,对蚕桑生产技术的总结和推广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北宋丝绸生产以黄河流域、江南地区和四川地区为重要产区,中晚期生产重心已转移至江南地区。南宋时,丝绸产区基本集中在长江流域,江南地区丝绸生产占非常大的优势,浙江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丝绸之府”。

  宋朝的官营丝绸生产作坊有相当规模,在京城少府监属下设置绫锦院、染院、文思院和文绣院,同时还在重要丝绸产区设置官营织造机构。两宋民间丝织业十分发达,除作为农村传统手工业以外,城市中的丝织作坊大量涌现,民间机户的力量一直增长。对外贸易方面,由于陆上丝绸之路被阻断,海上丝绸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的生丝与丝绸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往世界各地。

  元官方建立了农业管理机构——司农司,指导督促农业生产;历史上第一部官方编纂的农书《农桑辑要》也在全国发行,推广先进生产技术。中外文化交流和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促进了丝绸技术水平的提高。黄河下游一带的北方丝绸业得到回升,丝绸生产分工细致,织造技术提高;长江中下游的南方,丝绸生产重心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提升。

  由于蒙古贵族对贵重工艺品的特殊爱好,元代设置了大量官营作坊,集中了全国大批优秀工匠,征调蚕丝原料,进行空前规模的大生产。庞大的官营织造体系是元代丝绸生产的重要特色,对民间丝绸生产有一定抑制作用。

  元代,杭州丝绸远销海内外。那时,杭州城里的商贾一半以上从事丝绸贸易,装载绸缎的船只川流不息,远及欧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称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城市”,是“天城”,“人在其中,自信置身天堂”。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由于杭州生产大量的绸缎,加上商人从外省运来的绸缎,所以,当地居民中大多数人,总是浑身绫罗,遍地锦绣。”

  明代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丝绸的生产与贸易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丝绸生产的商品化趋势日渐明显,丝绸的海外贸易发展迅速。江南苏湖一带成为最重要丝绸产地,发展了一批典型的丝绸专业市镇,官营织造也日趋成熟,此时,中国丝绸发展到了最活跃的时期。

  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恢复,促进了蚕桑丝绸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明代已有不少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出版,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已对桑品种作了科学分类;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的《蚕桑篇》,对蚕桑生产有全面论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当时丝绸生产最重要的著作。

  明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重农崇俭,蚕桑丝绸业的产区范围有所缩减,但形成了以江南为中心的区域性密集生产,其中苏、杭、松、嘉、湖为五大丝绸重镇。明代中期以后,在商品经济与专业分工经营条件下,江南地区的丝绸工商业获得了极大繁荣。 明代官营织造业规模较大,除在南京与北京设立中央染织机构外,还分别在丝绸产区的苏州、杭州及全国二十多处地方设立地方织染局,供应宫廷和政府每年所需的段匹。

  清初丝绸业在地域上进一步向环太湖地区和珠江三角洲集中,特别是江南地区在规模和水平上成为全国丝绸业的中心。

  清代官营织造总体规模比明代有所缩减,重要的有江宁织造局、苏州织造局和杭州织造局,合称“江南三织造”。民间丝织业生产规模有所扩大,专业性分工和地区性分工越来越明显,涌现出一批繁荣的丝绸专业城镇。在对外贸易方面,清厉行海禁,加强了对外贸易的限制,实行一口通商。尽管如此,中国对日本的生丝出口和对欧洲各国的生丝与丝织品出口仍然达到了相当规模。

  晚清时中国丝绸业在苛捐杂税和洋绸的双重打击下,陷入了十分可悲的境地。而今天,假货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