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也称海上丝路）是指古代我国与国际其他当地进行经济文明交流的海上通道的总称。学界一般将其划分为两条线路：“南海丝路”与“东方海上丝路”。但人们在谈到海上丝绸之路时，多想到的是“南海丝路”，却很少提及“东海丝路”。实际上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有着悠长的前史，注重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文明研讨，传承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也应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造的重要内容之一。
早在春秋时期，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全力展开与邦邻及周边地区的交易，“全国之商贾归齐若流水”，“齐冠带衣履全国”，齐国丰盛的丝绸类资源，是其时对外交易的首要产品。战国时期成书的《管子》说到，齐国与朝鲜经商，进口朝鲜的“文皮（有斑纹的兽皮，多指虎豹皮）、毤服（即皮衣）”。齐国还拓荒了从山东半岛滨海起航，东通朝鲜半岛的“海上丝绸之路”，创始了政府倡议和安排海外交易的先河。考古材料证明，来自齐国的物品首要发现于朝鲜半岛南部的韩国境内，而在朝鲜半岛北部见到的则首要是来自燕国和赵国的物品，这阐明战国时期燕、赵、齐三国与朝鲜半岛财贿所走道路是不同的。燕国和赵国多走陆路，从北部进入朝鲜半岛；而齐国走的是海路，多经庙岛群岛，循海岸线从朝鲜半岛南部西海岸进入今韩国境内，这是一条相对安全又快捷的航路。汉代闻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也曾说到：“齐东陼巨海，……秋田乎青丘，徘徊乎海外”（《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299页）。这也阐明齐国在春秋战国时海上财贿现已很便当了。
至秦代，徐福之行拓宽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史记》记载，徐福两次率大规划船队东渡，不只带了许多童男童女，还有很多的水手和勤杂人员及办理关照人员，包含懂各种技艺的工匠和五谷种子等等。近年来，中韩日三国学者从考古学、前史学、帆海学、民俗学等多学科对徐福船队的去向进行了全面的探究，其从山东半岛启航到朝鲜半岛，再由朝鲜半岛南下至日本列岛的东渡道路已成为学者们的一致。今韩国南部一带和济州岛有许多关于徐福寻仙求药的传说，日本自古以来也有许多徐福的传说，我国南北朝时期及唐代的许多史料也都说到徐福到了日本。徐福的船队沿着春秋时期拓荒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沿途传达其时的先进生产技术，不只是我国民间传统文明向海外的一次大传达，也为尔后更大规划的人员来往和文明交流拓宽了航路。
汉代至隋唐时期，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一向晓畅。《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和《书·地舆志》还详细记载了古代中、韩、日海上航路的详细道路，即“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书·地舆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51页），从山东半岛的登州（州治今蓬莱市）出海，经庙岛群岛，到辽东半岛后，再“循海岸水行”（《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33页），滨海岸线南下至朝鲜南部滨海，过日本对马岛，至日本神州的海上航路。这样一条海上航路，就是以齐国春秋时期拓荒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为根底的，汉代至唐朝初期，朝鲜半岛诸国、日本与我国的官方来往，包含朝贡交易都是走的这条航线。从唐初开始，跟着帆海技术的进步，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又增加了从山东半岛及江浙滨海一带横渡黄海直达朝鲜半岛南部或日本的航路。
盛唐时期，东亚诸国纷繁差遣的朝贡使团，实际上也是交易使团，使得唐代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更为昌盛。唐代官方的“朝贡交易”带来的对我国产品的浓厚兴趣，也招引了大批的民间商团加入了赢利丰盛的中韩日海上交易。随日本遣唐使团入唐的日本圆仁和尚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就记载有许多民间商船活泼在我国、朝鲜半岛、日本之间的海上航线上，其间还特别说到了朝鲜半岛新罗国的当地官员张保皋展开中韩日交易的状况。对此，在日本的官方史书《续日本后纪》中也有记载。唐代闻名诗人杜牧的《樊川文集·张保皋、郑年传》和《书·东夷传》也都记载了张保皋，说他扫清了贩卖人口的海盗。张保皋的这一行为，也为保证中韩日海上交易航路的疏通，昌盛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作出了奉献，因而，闻名史学家范文澜也称其“为新罗国的英豪”（范文澜《我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三册353页）。
北宋至明清时期，因为遭到战事和海禁的影响，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民间海上交易遭到严峻搅扰和堵塞。但在这条航路上，官方的朝贡交易和海上来往仍然昌盛，特别是在维护中韩传统友谊方面，留下了一些可圈可点的前史华章。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调集水陆大军大举装备朝鲜。在朝鲜面对亡国的危殆时刻，明朝应邀派援军入朝，支撑朝鲜反击日本侵略者。七年时刻内，大批粮饷和兵员经过海上运至朝鲜前哨，为“壬辰卫国战役”的成功作出了重要奉献和严重献身。“壬辰战役”完毕数十年后，朝鲜使节来京时还对明朝皇帝说：“皇上发山东粮十万斛赈济小邦军兵，至此生齿不灭者，秋毫皆帝力也”（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我国史料》（八），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80页）。
由此可以精确的看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不管从拓荒的时刻，仍是其前史作用和社会影响，都应该在“丝绸之路”中占有一席之地。但近年来，有关部门安排的相关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对此给予的注重不行。我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我国社科院耿昇研讨员曾指出：“纵观我国的丝绸之路研讨史，整体来说，专家学者们一直都偏重于研讨西北陆路丝绸之路，在对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中，又更多地注重于南边海上丝绸之路，而关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曩昔没有给予应有的注重。”（耿昇《丝路花絮落鲁东》，《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序文，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之所以呈现这样的状况，一方面是因为明清以来东部黄、渤海滨海一带作为京津门户，为防倭寇及外敌装备，首要关上了对外交易的大门，使春秋时期拓荒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逐步淡出人们的视界。而明朝以郑和七下西洋为标志，我国的帆海作业和海上对外交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顶峰时期，所以在谈到“海上丝绸之路”时，人们更多想到的是从我国东南滨海起航的“南海丝路”。另一方面与粤闽浙等东南滨海地区大力维护、开发、研讨“海上丝绸之路”文明遗存比较，山东各地的力度显着不行。因而，深入研讨“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鼓起和展开前史，复原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组成部分的前史定位，是施行“一带一路”战略中亟需展开的作业。
（刘晓东 祁山 作者单位：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鲁东大学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研讨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