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3月5日，英国BBC调查了22个国家民众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作用，其48%的意见认为中国在世界上起着积极影响。这个调查的最终结果在某一些程度上来说，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正面评价和期待。

  近年来，中国和英国的关系迅速升温，当代中国展现给英国的却常常是丰富的多样性“中国形象”变得复杂多样。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媒体对于中国国情的复杂性有一定的认识，尤其是以香港为代表的粤语文化，与近年来逐渐强势的大陆文化，两相对比，刷新了英国对中国的认识，也使得中国形象更加复杂。

  在欧洲对中国的认知上面，18世纪“中国风”是一段很有启发的往事。那股潮流创造了一种艺术风格：“Chinoiserie”——它是法语“中国的”，“中国人”的意思，这个词汇在18世纪中期被吸纳到英语中来，指代当时很流行的一种艺术风格。这种风格就是当地英国设计师和工匠大量地采用中国题材，比如中国服饰，龙，宝塔，结合艺术家想象来创造出新形象；特别有意思的，这种风格常常与当时洛可可，中世纪复古风格相结合。这种风格出现的背景就是当时大量中国和日本的瓷器、丝绸输入到英国和欧洲大陆。但是这种风格的鼎盛时期大概维持了从1750年到1765年的15年时间。

  Chioniserie并没有随着欧洲对中国的兴趣高潮的过去，完全消失到。相反，随着殖民时代的到来，慢慢的变多的西方人来到了中国，同时少数中国人来到西方，Chionsierie效应一直在延续着。Chinoiserie风格反映了是18、19世纪欧洲对遥远中国的想象。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出版了大量的早期欧洲传教士和外交官口述记录，则代表了他们对中国近距离的观察。这个观察的时段落在中国晚清民国时期。与此同时，广东和福建地区的劳工开始来到欧洲。

  在这样的交流过程中，中国常常处在一个不对等的关系中。早期来到中国的欧洲人传教士为主，他们是西方文化精英阶层；相反，来到欧洲的中国人，常常是社会底层的水手，劳工和厨师，他们所展示的中国是一个底层的中国，与中国古典文化和意象有着距离。

  作为Chinoiserie风格的延续，我们在后代英国和欧洲的艺术能找到很多的例子。比如比利时漫画家Herge的《丁丁历险记》中丁丁在中国的历险部分，采取了当时旅比中国艺术家张充仁(1907-1998)的建议，创造出了一系列中国形象，比如《蓝莲花》中，对中国房子，龙，街道等形象刻画，然后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那些房子建筑，依然有着一点难以言明的陌生感。如果对照丰子恺《护生画集》中的漫画，其中的屋宇结构，Chioniserie下的房子，总是缺乏一种东方的柔性。

  与此同时，30年代中国一位艺术家也在英国生活，他的名字叫蒋彝(Chiang Yee，1903-1977)。也许这一个名字让大陆读者有点陌生，但是提到“可口可乐”一定很熟悉。据传，正是蒋彝后来从英国辗转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生活拮据之际，将coca-cola翻译成“可口可乐”，等到了30美元的奖金。此人经历丰富，1928年、1929年、1930年分别出任安徽省芜湖、当涂，江西省九江县长，因为推行改革，得罪了当时省长熊式辉和地方派，1933年避难出走英伦，自费“观摩西方政治为将来之用”，1934年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谋的中文教席，从此开始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自命为“哑行者”(The Silent Traveller)。他出国之后，一直在欧洲生活，出版了大量介绍中国绘画，书法，诗歌的英文书籍，因为这些贡献，他在西方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被誉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不幸的是，1977年他第一次踏上中国故乡的土地，不久就骑鹤西去。

  值得玩味的是，蒋彝先生对自身生前的英文作品，提出了一条不要翻译成中文的要求，使得他的作品在大陆从来就没出版过。他的作品最重要的包含《画集》系列(周游世界各地观画后的感想随笔)，《中国书法》。

  与蒋彝先生形成对比，是林语堂先生。林语堂出身在基督教家庭，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获得英文学士学位，1921年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2年获得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林语堂先生的现代汉语功底不容置疑，同时与蒋彝先生相比，林语堂英文造诣要高出一筹，其中用英文撰写的《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 1939)，尤其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翻译出版了大量的中国传统哲学文学作品，比如《东坡诗文选》，《幽梦影》，《板桥家书》，《老子的智慧》，《浮生六记》。这些作品的翻译难度和价值应该说超越了蒋彝先生的系列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