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丝绸之路”，几乎人人皆知。尤其是“陆上丝绸之路”被联合国定为世界遗产后，从官方到民间、从中国到世界，相关的话题更是炙手可热。
1870年，德国探险家、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考察洛阳的纺织市场后，首次提出“从洛阳到中亚，有一条古老的商路”。他认为，这条商路上的主要商品就是丝绸。
相传，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织丝，后世的养蚕人把她奉为“先蚕娘娘”。李希霍芬从这个传说获得灵感，将这条路命名为“丝绸之路”，并写进自己的游记。
Silk road——这个充满东方浪漫色彩的词汇，立即被西方接受并广为流传。 这个美丽的误会，导致很多中国人也望文生义。
事实上，这条路上早期运送的主要是玉石、牲畜。后来有中国的铁器、铜镜、唐三彩，西域的瓜果、毛皮、药材……
那么，丝绸是什么角色呢？《文明的边疆》一书作者，中国古代史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老师告诉我们——丝绸是硬通货，中西商人都把它当成钱来使用。
丝绸之路上，商品经济发达，贵金属货币供不应求。布匹便于储存、携带，价值稳定，适合记账和流通，于是慢慢的变成为通用货币。唐朝最重要的税收——租庸调，就是用布匹缴纳的人口税。
丝绸价值高昂，是超级货币，常被用于购买大宗商品。例如边境的“绢马贸易”，就是用丝绸买马；皇帝赏赐功臣时，也有大量丝绸。
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后，瓷器、茶叶大量出口。尤其明清以后，美洲白银大量流入，白银才逐渐取代丝绸，成为中国的主要货币。
在多数人的印象中，丝绸之路始于西汉。公元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张骞的使命，并不是经济和文化交流，而是政治和外交任务——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尽管这一外交策略没有成功，却带回了大量的地理人文知识——司马迁将这一壮举称为“凿空”。不仅张謇，后来各个王朝在“丝绸之路”上的所做的文章，首先都是出于政治、外交的需要，张国刚老师说，这才是“丝绸之路”动力机制的第一个维度。（《文明的边疆》序言）。但是对于民间而言，这条路的内涵要丰富得多，其历史也早得多。
早到何时？在《文明的边疆》一书中，张国刚老师考证后认为，至少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小麦传入中国的上古时期（夏朝）。小麦的原产地是两河流域。约1万年前，叙利亚的先民驯化了野生小麦。7000年前，小麦传到了中亚。小麦产量高，可以养活更多人口，传入中国后取代小米成为北方的主要作物。如此先进的文明事物，传播为什么如此缓慢？因为交通不便。
文明的进步，在于交流与合作。交流合作越频繁的区域，社会进步的机会就越多，例如古希腊。
亚欧非三洲是最大的一片陆地，孕育了最早的人类文明。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由于交通的阻隔，跨区域的来往十分艰难。例如日本，到唐朝时才引进小麦。
其他三大文明还相对集中，但中国文明偏安于东亚，与其他文明远隔千里高山、万里重洋。于是造就了中国文明的独特地位——要么大步领先世界，要么被世界远远抛下。
就是在山脉和高原的夹缝中、在戈沙漠壁的环绕中，上古时代的祖先们竟然开辟了一条连通三大洲核心区域的狭长通道——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改变了人类文明版图。除了小麦等粮食作物，车轮、椅子、佛教……都是从这里经过无数次的接力传递，才到达到中国，然后传入朝鲜、日本。中国的造纸术等，也是从这里先传入中东，然后传入欧洲。
长期以来，受历史阶段论、进步论等史观的影响，很多人习惯于单线条、标签化的理解历史，比如：
战争前，中国一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明清时江南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战争后，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市场，自然经济才开始瓦解……
中国传统绝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反，商品经济一直非常发达。当金银不够使用时，中国人甚至用丝绸、纸张充当货币，这就是中国人善于经商、善于创新的证据。
马可·波罗看到中国人竟然“用树皮制作的纸张当作货币”，惊讶得像个外星人。当时的欧洲人读到他的游记，也觉得不可思议。
18世纪，广东人慢慢的开始给欧洲人批量生产圣诞礼物——油画；欧洲贵族、跨国公司的徽章瓷，绝大部分是在景德镇定制的……
资本主义不等于商品经济，更不是简单的雇佣、外贸。资本主义是一整套的制度文化系统，必须要有尊重私产、尊重自由贸易、尊重企业家精神的氛围。
18世纪末，丝绸出口量大增，曾导致国内丝价飞涨。于是乾隆下令限制丝绸出口。结果，江浙人的生计立即陷入困局——他们已专门从事丝织业，因为利润很高，粮食要从山东、东南亚买入。
可见，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简单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相反，商品经济曾一度发达，但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并没有衍生出保护私有产权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且，“官本位”、重农抑商的观念始终占据主导，商业、金融的教育极其欠缺，创新更是无从谈起。
今天，当我们正真看到有人介绍“西方对现代文明的贡献”时，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发端于西方的现代文明，主要受中国启发。
那么，现代文明在欧洲诞生的过程中，究竟借鉴了多少中国的成果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不妨借用史料进行一些公正、简要的分析。
1275年，当威尼斯的少年马可·波罗来到元朝大都时，还像乡下孩子进城一样。
14～16世纪，诞生了文艺复兴运动，这是欧洲近代史的开端。当时的欧洲城邦，出现了前所未有文化繁荣。
随着新教改革、环球贸易的深入，欧洲商人在一个世纪内创造的财富，远超历史水平。
欧洲人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海量的中国特产和奢侈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飞速涌入欧洲，大大丰富了欧洲人的生活。
17、18世纪，欧洲的主流审美从“华丽规整”的巴洛克风格，逐渐转向“轻快细腻”的洛可可风格。而中国的家具、绘画、戏剧、园林等，以其精致、小巧的风格，恰好契合了这一潮流，满足了他们对东方异域文化的浪漫想象。
美国学者拉赫曾说，在中世纪时，“欧洲”的概念还没有成型。正是在认识亚洲尤其是中国的过程中，欧洲人才开始真正认识自己。
启蒙运动开始后，中国悠久、详实的历史记载，变成了欧洲哲学家们抨击天主教、质疑《圣经》世界观的有力武器。
加上基督新教在欧洲壮大，天主教为了收复失地，开始大举向海外宣教——利玛窦就是这一个时候来到中国。
当面对中国这样博大、系统、古老的文明高地，他们的传教活动，就很难形成像非洲那样“从高到低”的流动——尤其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因此，利玛窦的传教，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寻找中西文化的共同点”。他和徐光启的合作是完全平等的，他是发自内心地赞美中国。
在当时的欧洲，中国的生活、艺术和思想成了某种权威，中国是“繁荣、文明、伟大”的代名词。
以上史实，能够直接得出的结论是，至少在18世纪以前，中国的器物文明和文化，对欧洲影响巨大。但能否得出欧洲之所以能够建立“以市场经济、法治政府为核心的现代文明”，离不开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启发”？
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恐怕需要回到西方自身的历史。通读李筠老师的《西方史纲：文明纵横3000年》及其他历史作品，可以发现：
12世纪，在教会的庇护下，欧洲的妇女就已经获得了私人财产权。欧洲城邦已经有了议会、法院等自治机构。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商业城市，实行的是古希腊的联邦共和制。
13世纪，英国诞生了《大》，国王被迫屈服于上帝和法律之下；阿奎纳完成了基督教与古希腊文化的整合，理性主义开始发端……
这些里程碑式的成就，都是在所谓“黑暗的中世纪”里实现的，很难说受过中国的“启发”。
启蒙运动的很多思想家，例如伏尔泰、莱布尼茨对中国赞誉有加，但几乎都是出于想象，或者道听途说。
他们将当时的中国，看作 “开明专制的德治之国”，将明清皇帝描述成大卫王一样的政教领袖。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甚至还产生过这样的争论——法国究竟是要学英国搞君主立宪，还是学中国搞世俗王权？
即便当时最先进、强大的英国，在报纸上相互抨击、讥讽朝政时，也时常将中国当成正面典型。有英国学者声称，英国公务员制度，学习的就是中国科举……
1636年，清教徒在苏格兰开花结果，五月花号已经载着美国先民来到北美、创建哈佛大学。而万历皇帝创造了28年不上朝的记录，并彻底废除了张居正的改革措施。
1689年，英国完成光荣革命，国王成了摆设，《政府论》《权利法案》传遍了整个西方。 而彼时的中国江南，文字狱动辄凌迟、斩首数千人，让读书人都噤若寒蝉。
比较东西世界的历史史实，客观的结论应该是：丝绸之路对于东西方世界的贸易和交流，影响巨大而又漫长。但是，如果说西方世界的兴起，受东方的启发，恐怕很难有说服力。
“丝绸之路”作为人类历史，尤其中国历史上的超级事件，其影响也超越历史，照进了现实。今天，我们纠正对“丝绸之路”的种种误解，以及阅读张国刚老师这本从“丝绸之路”切入，来求解“文明的边疆”的作品，不仅为了弄清丝绸之路的真实历史，更大的收获，应该是下面的两点启示：
提及全球化，今天我们都知道的是哥伦布的大航海。其实，人类历史早期影响最大的全球化，非丝绸之路莫属。这也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之一。
事实上，中国的每一次繁荣，不能离开与外来文化的碰撞，甚至直接就是各种文明的大熔炉。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佛教入华——今天恐怕没有几个人会把佛教视为“西方价值观”了。
“丝绸之路”之所以能绵延千年，其原因正如张国刚老师在《文明的边疆》一书中所写：“虽然有战争、政治、宗教的更直接的原因，但最终的原因却在于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吸引，以及人类对财富的追求，对先进文明的向往。”
文明的融合，短期内靠政治，但长期的维系和扩大，靠的是贸易和商业。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商人群体居功至伟。他们或许仅仅是为了盈利，却大大促进了贸易往来和文明交汇。没有商业的繁荣，不可能培育出尊重企业家精神、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文明。
最后，诚挚推荐张国刚老师这本《文明的边疆：从远古到近世》。与一般讲丝绸之路的书不同，本书从人类文明交汇史的高度，从思想、金融发展史的广度，阐述了文明从孤立走向共生的命题。
本书作者张国刚老师是历史学专家，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我们为您争取到张老师限量亲笔签名书。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