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right © 本文刊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自创刊物《瑶湖读史》第3辑，第16-19页，欢迎各位向本刊投稿。除刊物样图，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本书作为一部叙事体的世界史著作，并未分别叙述人类各古老文明中心，然后边叙边议它们之间的交流，而是直接以作者所言的“丝绸之路”上的人类交流为叙述对象，按时间顺序依次叙述议论。
作者为何需要选择这一地区作为其所叙历史发生的范围呢？其所言“丝绸之路”是何含义？
通览全书，作者觉得本书所指“丝绸之路”在空间上乃是西起地中海东岸（约30°E），东至喜马拉雅山脉（约80°E），南临霍尔木兹海峡（约30°N），北到今俄罗斯基辅附近（约50°N）的广大亚欧陆地及沿海海域。内含黑海、里海。而在时间上，作者所言“丝绸之路”始于苏美尔文明时期，一直存在到今天。
明确这一点后，我们即知这“丝绸之路”并非中国人所熟悉的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丝绸之路。不但横向面积远大于中国人所知的丝绸之路，而且纵向时间跨度也远超过后者，在交流内容上，也不仅仅是贸易，而是一系列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生态环境的交流实际上，本书所言“丝绸之路”是更大范围内人类的沟通交往，它涵盖了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 不过为便于表达，本文仍以“丝绸之路”称之。
本书的叙事对象并非人类诸文明，而是“丝绸之路”范围内，从古代各文明到近代各国家的沟通交流。也许作者觉得，交流才是世界史的关键所在。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可谓世界史的经典之作，其书以章为单位，分别叙述不同时期的人类各文明，接着以作者所认为的“1500年前后”为分水岭，在这一时间后重点叙述人类文明间的交往，各文明逐渐汇成一个整体。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叙事史《人类与大地母亲》中更是依靠二十个左右的文明个案，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分析模式。这样以人类文明为单位的叙事范式，轻易造成“在贴近历史经验材料的同时，必然会缺乏黑格尔、斯宾格勒那样浓厚的思辨性，概念的精确性，先验性，和解释体系的稳定性。”[1]而本书自始至终以人类在“丝绸之路”上的交流——包括商贸往来、战争，以及伴随的思想文化交流、疾病传播等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交流——为叙事对象，使其能重新解读世界史，从更高的角度去思考，有利于提高思辨性和先验性。这种以文明“交流”为叙事主体的世界史写作方法更能体现全球史的含义，是值得提倡的。
至于作者会选择“丝绸之路”这一范围的交流而非全世界或世界别的地方，则是为其写作意图服务的。从发展学的角度来说，“丝绸之路”曾经辉煌一时，但在近代以来却遭遇边缘化的命运。许多西方史学家以欧洲的发展为中心叙述世界近代史，而作者以该地区为世界史的切入点，有突破西方中心论的意味。而“丝绸之路”的地理政治学地位在历史上究竟如何起伏波动，下文将进行论述。
“丝绸之路”在许多因素的作用下，在世界历史中占有主体地位，而在不同时期，这一些因素发挥了不同作用，也导致了“丝绸之路”在世界上影响力的变化。
在农业时代，“丝绸之路”凭借其优越的农业耕作条件而孕育了许多灿烂的文明，在同时代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进入工业时代以后，由于该地区未能较早工业化而落后于同时代西方，失去了决定自我命运的权利。尽管如此，由于蕴含工业发展所需的丰富能源资源，“丝绸之路”成为西方强国关注的重要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地区的民族与国家努力凭借能源资源重获自主发展的机会。这一时期，粮食资源的地位虽不比能源资源，但仍旧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两千多年来，联系亚欧大陆两端的交通条件始终贯穿“丝绸之路”的嬗变，将农业发展与能源矿产的影响力进一步放大，并成为联结大陆两端文明的桥梁。在未来，其位于亚欧大陆腹地的区位条件将继续影响世界。
此外，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性大国对“丝绸之路”所持的态度将愈加重要，这是必须关注的一点。
下文将叙述在“丝绸之路”从早期社会到当代的不同历史阶段，以上因素如何具体地发挥影响。
两河流域向来是肥沃地带，“流着奶和蜜的地方”；俄罗斯南部地区，纬度高气温低，形成了大片肥沃的黑土地，河流分布广，夏季灌溉条件良好，也是优越的农作物种植区。这些土地可以生产大量粮食，使得其在农业时代成为文明的孕育之所和之后各文明关注之地。人类最早的文明——苏美尔文明即诞生于两河流域，之后各民族在这一地区不断角逐。犹太教、基督教等影响世界的宗教产生于此。
优越的农业条件使“丝绸之路”在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早期走在世界前列，也是其养育人口的门槛，这是考察这一地区早期历史与中古时代历史嬗变的基本因素。
同时，这一广大地区西通欧洲，东接东亚、南亚，北至俄国南部，南临波斯湾，沟通亚非欧三大洲，临地中海、红海、波斯湾等关键海域。从亚历山大三世远征至古印度开始，“丝绸之路”便成为了“世界的十字路口”，之后匈奴人、蒙古人征服并经过这片地区威胁欧洲。在各文明还处于较孤立状态的时期，“丝绸之路”不仅本身孕育文明，更沟通着诸人类文明中心。
即使进入工业时代，优越的农耕条件同样引人注目。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人炸性增长且人均寿命逐步的提升，现代社会对粮食的需求有增无减。“丝绸之路”继续作为粮食产区而受到关注。本书第十九章“小麦之路”、第二十章“纳粹之路”叙述了纳粹德国如何为了豢养军队而规划从苏联南部得到粮食，这是德国进攻苏联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一策略的落空也迫使纳粹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以节省粮食。
此外，广大中东地区能源资源丰富，石油、天然气储量巨大。在前工业时代，这一因素并未影响该地区的命运；在工业时代以来，这一因素使之位于世界焦点。近代以来，经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北部到达东方的航线成为日不落帝国——英国的“海上生命线”，他们须在波斯湾沿海建立基地，补充粮食、淡水，修补船只。二十世纪初，英国人力图控制波斯及周围相关地区，将在这一地区开发的石油经输油管运到港口，再经海上运回本国。二战之后，英国逐渐失去它在这一地区的控制力，美国试图填补权力真空。同时中东地区力图将能源矿产“国有化”，依仗其摆脱殖民，努力重获自主发展的权利，这被作者觉得是“丝绸之路”重回世界中心的开始。本书第十七章“黑金之路”、第十八章“妥协之路”、第二十二章“美国之路”均有描述。
丰富的能源矿产乃是“丝绸之路”在现代以来地理政治学地位上升的重要的条件，是考察其现当代历史的切入点。但特别要指出的是，拥有发展工业所需的能源资源并不等于该地区能够自主决定本民族的命运。
由于在近现代，交通和通讯变得更加便利，因此更放大了该地区的农业优势和能源优势，增加其吸引世界强国目光的能力。
如此，作者才能围绕这一地区，连点成线，以线带面，辐散开去，展开对人类文明两千年间交流的叙述。
在当代，随着全球化进一步的加强，作者觉得 “丝绸之路”中心地区的地理政治学状况出现了新特点。影响“丝绸之路”的地理政治学地位的因素，除前文所述外，还有一点是世界性大国对引导该地区融入世界秩序的构思。中东石油输出国依靠能源资源向试图填补该地区权力真空的美国提出要求，索取经济军事援助；则是美国挥之不去的梦魇。美国自“海权论”落实以来，逐渐加强海上军事力量，扩大控制范围，在世界许多地区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其对于亚欧大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陆地——的腹地却颇显无奈。本书第二十四章“灾难之路”的伊朗革命和第二十五章“悲剧之路”的基地组织恐怖行动叙说了这一点。
美国战略学家托马斯·巴尼特在21世纪前十年提出了理解世界秩序的一种新视角。“巴尼特将世界分为两种国家，一种是由充分参与到全球化进程当中的“核心国家”构成，包括西欧、北美、日本等‘老核心国家’，以及‘金砖四国’、东欧国家等‘新核心国家’，这些国家的内部规则与正在出现的全球性的民主规则、法治以及自由市场接轨，从而能够保证产品、资本、信息、人口等的有序流动。另一种国家则是由未能参与到全球化进程的‘断层国家’构成，它们集中在中东、中亚、东南亚、非洲、中美洲以及安第斯山脉诸国，在那里，几乎一切都与核心国家相反。一个国家究竟属于核心抑或断层，与意识形态抑或政体无关，只与其对全球化的参与程度有关。”[2]
由图可见，本书所言“丝绸之路”的中西部地区被划为“断层国家”，其全球化参与程度低，对普世性的生存规则接受较少，是世界秩序的短板。
“后冷战时代的中亚便陷入断层状态，这有多重原因：第一，由于地缘上的特征，使得中亚难以凭借自己之力有效地融入世界秩序，而必得依仗外力，但是外力或因其生存原则（如美国）、或因其自身的经济特征（如俄国）而无力提供融入的路径，又或因其战略模糊而未曾意识到此种需要（如中国）。第二，中亚的绿洲地理，使得其在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就是能源产业，但是能源产业获得的巨额财富，倘不能通过一种有效的分配机制转化为一般国民的福利分享，则会带来非常大的贫富分化，从而引发社会问题，这正是中亚所面临的现实。第三，这些社会问题在激进主义教派的解释下，会被转化为一种对于既存世界秩序的敌视，从而构成极端主义、活动的温床，这会令中亚越发困于断层状态之中。实际上，这种演化在苏联统治的后期便已慢慢的出现，如今愈发具有更大的动能而已。”[3]
由于地缘特征，当代中亚融入世界秩序需要其他几个国家提供路径。那么什么样的大国可以安顿这些“断层国家”呢？
“而任何安顿中亚秩序的努力，倘不依托于世界市场，则该努力在财政上便是不可持续的。海洋国家主导着世界市场，却无法主导中亚秩序的建设，民族主义的大陆国家则没办法真正通过世界市场形成一整套可行的方案。有可能担负起此种历史责任的，只能是大陆国家，但又必须是一个超越了民族主义的大陆国家。我们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个海洋化了的大陆国家，它深刻地融入世界市场，并积极地作为世界市场之自生秩序演化当中的能动性要素来活动。只有这样，中亚秩序的建设才有机会获得一个可欲又可行的路径。”[4]
特别要指出的是，区别海洋国家和陆地国家的，并非单纯是其地缘状况，更是其世界秩序观念。中国不仅在地理上海陆兼备，更在改革开放中不断融入世界市场，基于此而定位自己的内政—外交战略，因此作为大陆国家的海洋化程度日益提高。对照前文地图不难发现，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尤其是“一带”战略，覆盖了差不多整个中亚地区，所以中国如能有效落实该战略，为“丝绸之路”提供世界秩序的路径，将对中亚秩序乃至世界秩序产生深远影响。“丝绸之路”将再次重获自主发展的机遇，重回世界中心的舞台。
一本书的叙事方式是由作者的写作意图和写作对象决定的。正是作者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写作意图和“丝绸之路”的特殊性，使作者采取了有详有略的叙事手法。
作者略写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美洲、大洋洲以及东南亚等地区，详述“丝绸之路”在两千年以来发生的历史，就为了突出自己的核心观点：这一地区曾是世界的中心，它在近代一度失去该地位，而二战以后又逐渐重新变成全球中心。有详有略的叙事手法表达了作者的关切，这种关切如前文所述，是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努力。
除此以外，作者如此的关注视角还体现了对于陆地文明的重视。1500年前后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进入了海洋时代。海上航线成为连接世界各文明交往的主要通道。各国慢慢地增加自己的海上军事力量，力图获得制海权。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相继成为海上霸主；美国马汉将军提出“海权论”之后，美国也逐步成为海上巨人。时至今日，河流入海口、港口仍是对外开放的重要通道。而亚欧大陆腹地，这块孕育出人类最古老文明的大地母亲却相对被忽视。
其实，这种忽视本就是认识上的忽视。海上航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联结沿海进而联结了陆地。千年以来，人类生产生活所需的主要资源来自于陆地，人类的生活位于陆地。近代英国重视其“海上生命线”，乃是因为其联结了中东和东亚、南亚，能够最终靠这一线路获得资源、输出商品和资本，落脚点仍在陆地。
汤因比的叙事体史学著作 《人类与大地母亲》，特别在题目中突出了大地母亲孕育人类，人类历史于大地演变的意味。“丝绸之路”处于全球面积最大的陆地——亚欧大陆的中部， 它的被忽视，正是人类对大地母亲的忽视。结合本文第2部分所述的各因素，事实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从未消失，有所动摇的只是它的自主性——自主决定本地区民族命运的权利。作者以这被忽视的地区作为关注点，进而得出了许多创见性的结论，弥补了许多其他世界史著作的空白。
作者关注“丝绸之路”，但是观本书末“致谢”，他在撰写本书时所获得的档案资料均来自英美的图书馆、档案馆，他并未去德黑兰、巴格达查取当地的资料；他以“丝绸之路”为本书名，但也只引用了少量英译的中国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如P451 第34条尾注）。史料和研究成果来源的单一就使得本书内容的客观真实性令人质疑——他很可能仍旧站在西方的角度来看待“丝绸之路”上的历史。作者的初衷无法完全实现，其原本独特的视角优势也会打折扣，恐怕难脱西方中心论。
如第二十二章“美国之路”，内容明明是中东各国凭借能源和所在地区的交通要素摆脱殖民，发展自身，却以耗费大量精力于此，而大多数干涉又落空的美国来命名本章，真是令人费解。此一章名为“中东之路”或许更为合适，而的确名为“中东之路”的第二十四章，内容却是伊朗、阿富汗等国的混乱和区域混战，无异于在表明中东一词等于混乱。
本书按照时间顺序，将“丝绸之路”上发生的历史加以叙述议论，但其涵盖范围相当大，当所有有关的国家和地区都牵涉进来后，作者没把握好它们之间本质的联系。前后章之间的联系较小，缺少总结性的议论。这就使得本书似是“丝绸之路”上国别史和地区史的拼凑——作者把许多别人的研究成果拿过来杂烩在一起。作为宏大的世界史著作，却没有成体系的分析模式作为支撑。这样反而又降低了作品的思辩性和先验性，最终使得本书只是一本可读性较高的人文科普读物。
这一点体现在写作的文不对题上。如本书第七章“奴隶之路”，欲言掠夺人口和奴隶贸易等行为，但在叙述中又回归到丝绸、香料、皮毛等货物贸易。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低级错误，就在于作者对某一时间段内历史事件的本质理解不到位，东拼西凑他者之言。
[1] 李隆国 著，史学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1页；
[2] 施展，世界历史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战略[J]，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3期，第9页；
[3] 施展，世界历史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战略[J]，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3期，第13页；
[4] 施展，世界历史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战略[J]，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3期，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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